1

　　某日下课后我在燕南吃饭，人头攒动中一个声音从后面传过来：“老师，是李老师吗？”后背还被轻拍了一下。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曾经听了我两三年课的一名甘肃籍保安。“老师，我有几本书要送你……不给您我觉得都太可惜了！”他局促地搓着手，“我一直要感谢您打开了我思想的天窗。”我还没有说啥，他又很紧张地说：“老师，您先吃饭，我反正有您电话，不着急，不着急。”他挥挥手，消失在人群中。我还能听见他说“哎呀，哎呀，又遇见李老师了呀”。我有点鼻酸。

　　通常我并不喜欢这样突然被人惊扰，但对这样的学生是例外。中年以后，夜梦中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突然会被遥远老家的姐弟打来电话惊醒。吾人不曾报父母之恩，唯有期望年迈的父母足够安好。

　　半夜醒来，常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贵校门卫过去常问的三个经典哲学问题——现在刷脸不用问了。那么我到底是谁？我是你的镜像。你看我时，在用你的一切回忆和想象来建构一个我，所以你看到的不是我。诗人们看到的未名湖是一个海洋，我看它就是老家的某个大堰塘。诗人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看它就是海景房，我买不起。

　　但我们都共同经历了一个叫北大的时间。我们一起回忆，力图给历史一段存在过的尊严。大家都是狠人，我也装模作样地学着做个狠人，结果在别人眼里我可能只是个奶凶奶凶的山里娃。

2

　　多年以后，面对理教107教室里近200位一年级新生，我就会想起舅舅嘱咐我到了北大入学后给他买一本《百年孤独》寄回去那个遥远的1988年夏天的下午。读者诸君必知我这是模仿了《百年孤独》第一句的文风。如今谁这么写，都觉得low，但是那就是我们八十年代大学生的风气。这其中包括只大我6岁的舅舅，他是吉首大学中文系毕业，彼时在家乡任中学教师。然而，相比第一句，我更喜欢“百年孤独”这个书名。入学的第二天，我在南门外书店寻到了这本书的精装本——不是风入松，彼时还没有它。

图1：本科毕业合影。第二排左三为作者的硕士导师王炳元先生。1992年6月

　　我并不怎么喜欢文学——实际上，我中学只读过六个作家的各一个代表作品：川端康成（《雪国》）、沈从文（《边城》）、金庸（《射雕英雄传》）、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鲁迅（《狂人日记》）和高尔基（《我的大学》）。而初中读《我的大学》时直到读完我都没找到高尔基的大学在哪里。于是我身上奇怪地出现了六种气质: 忧郁孤高的贵族气、粗俗清新的乡土气、特立独行的侠客气、魔幻现实主义的隔世感、愤世嫉俗的正义感，以及贯颐奋戟的狠气。巧合的是，近代欧洲有位著名人物也颇具这些气质，他就是普鲁士容克贵族青年冯·俾斯麦，但是在大一的某一个夜晚我决定和俾斯麦的道路分道扬镳。

　　买《百年孤独》的同时，我又买了我的第一本专业书：刚刚出版的蓝皮本《大国的兴衰》。我以为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兴灭继绝之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世界范围的宏大叙事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相信许多同学都是冲着做外交官而来读国关的（虽然梦想和现实有巨大差距），但相比于做外交官，我更喜欢研究罗马西庇阿和迦太基汉尼拔的决战。这或多或少有些中二的懵懂，但我更愿意从精神满足的角度去理解我那天马行空的求知欲，正如我们家在刚填饱肚子的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多少个傍晚，喜欢围坐着激烈地讨论《飞碟探索》、《奥秘》或者《众神之车》中神秘的外星人一样。历史上，外交从来是贵族们的高贵社交活动，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事实上是将它平民化了。但如果这个平民化没有下限边界，我们和最会侃大山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也没什么区别。这一点很可能就是该学科必须自立起来的真正理由。

　　我没有想做外交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我是个不会经营自己的人。我原本想一口气糊里糊涂地冲到人生终点，隐入尘埃，绝不回头。然而闫岩姐说一直觉得我是个“有很大的劲儿总是使不出的人”，遂嘱我为系庆六十周年写点“私人回忆”。回忆常常唤醒理性，但我总觉得感性更为可靠。

图2：院羽毛球队参加北大杯赛合影。后排左三是闫岩。2021年3月

　　36年了，我笨拙地模仿城里人的“现代”生活，现在回望，所谓“私人回忆”，大抵是半夜长叹：于私，已然愧对父母，内疚神明。于公，又恐误人子弟，无地自容。尽管如履薄冰，但我无路可退。

　　不过，吾人可以消散于历史的尘烟，而北大国关需要被永远记住。

　　我想写出所有国关人的共同感受。辗转反侧数日，直到我明白: 你写你自己的经历，也就是写大家了。私人回忆使得大家经历的时间具有了意义。

　　我私下问过许多同学，原来他们也很喜欢闫岩老师。凶起来都很可爱的闫老师是1986级的，来院里做教务老师的时候，国关还在逸夫一楼，几年后我们搬到了现在的勺园对面。这些也就仿佛发生在昨日，而令我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跟我姐一年的、经常爽朗大笑的闫姐去年竟然已经退休，但她在身患重疾手术治疗后又返回岗位指导后辈。这是一种狠劲。我们曾是征战北大羽毛球赛多年的搭档，她的网前勾对角常常让对手措手不及。我打球狠、猛，是个狠人（仅限于球场）。某次赛前，羽协学生送我“我要打十个”绰号，它源自电影《叶问》的台词，我欣然接受。

　　勺园是明代名称，清代称“宏雅园”。英使马戛尔尼（1793）和阿美士德（1816）觐见时相继临时驻扎于此。彼时，他们访华的失败预示着一个涌动的天下即将进入惊涛骇浪。而我入校后第一个圣诞节也是在勺园和留学生们共同度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成群结队的西洋人。

　　如今，国关就在勺园东面的台阶上，数十位同仁以略高于平视的角度在此紧盯着再次涌动的天下。

3

　　1988年夏天，湘西出奇的热。

　　我和聂、余、欧几位同学疯狂地骑着单车攀爬着盘山公路，50公里后，直到本县与永顺交接的青坪——那里在过去出过土匪，我们停了下来。望着绵延千里的武陵山脉，我们突然都安静下来，只有喘息的声音。

　　高考结果就在当天要出来了，我们将各奔东西。

　　聂是我们的大哥。7月7日上午考语文时，他就坐在我的后面，我听着他写作文的笔在沙沙作响。从考场出来时，他兴奋地问我：“你写了多少行？”这把我吓了一跳。望着他绯红的脸，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当年的作文题是“习惯”。我清晰地记得，题目下面有一行字：不要写成诗歌。而“行”是诗歌专用词。我确信我没错。为了不影响他随后的考试，我随口答道：“自然是不如你多了啊。”

　　语文120分，而作文占了50分。文科6门课总分是640。聂如果写成诗歌了，他起评分就是590，无论如何也是考不上大学了。

　　当天晚上录取结果出来，他确实名落孙山（不过他后来通过招干考试当了公安）。而欧去了吉首大学，余考上了中央民院（后来的中央民大），我的录取消息是中学校长从湖南录取地韶山打电话通知学校的。后来听说校长和老师们在韶山抱在一起欢呼雀跃，一路小跑去找长途电话。

图3：高三毕业照。后排右四为本人。1988年4月

　　我是大庸一中（张家界一中）1938年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毕业生。我后来才知道，母校的创办者是我二舅外公（早年从上海圣约翰和日本东京帝大毕业），彼时我并不知道，这种荣耀和压力将伴随我终生。

　　父亲高兴地找到经常给他理发的师傅，给我剪了个“锅盖头”，说：你是去学国际关系，剪这个头就洋气了。

　　9月1日，天降大雨，我和余在我母亲的带领下前往火车北站。检票进站时，聂骑着自行车10多公里赶来，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全身湿透。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壳的精美笔记本，递给我：好好逮，俺们都看着你的呢。父亲说，这样的同学情你要记一辈子。

图4：高考前我与同学（右一是聂），1988年4月

4

　　绿皮火车走焦柳线一路往北，到北京要从襄樊（现在襄阳）转车。我们随着从四川出来的农民工一起爬上一趟去北京的火车。“拥挤”这个词不足以形容每年从这里转车的状况。事实是：当时的母亲身强力壮，从厕所小窗户爬了进去，我和余则从另一个窗口爬了进去。时在午夜，我们大约是上了同一节的车皮，但是彼此失联半夜。

　　直到火车经过洛阳，天终于亮了。“香烟、啤酒。瓜子、饮料。烧鸡，烧鸡”，小贩的声音唤醒了蜷缩在过道的我们。当列车开始播放克莱德曼钢琴曲的时候，母亲突然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桃子罐头：喏，你们两个一起吃了。

　　我爬起来，摸了摸缝在内裤里的两百块钱和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我们凭着录取通知书经居委会盖章去粮店把湖南省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以备入学第一个月之用），薄薄的还在。父母对远行的我最大的担心就是吃不饱。多年以后，父母都吃出了一身病。为此我曾问父亲，为何把自己吃出一身病还要吃？父亲想了想说：我和你妈都是下乡知青，我们用狠劲一路走来，是饿大的呢，我们最怕的就是饿。

图5和图6：母亲还存有当年的粮票（左）。父母寄给我的生活费我存一半，用度也有讲究。本科时我是懂得感恩、认真学习的自律青年（右，1991年初日记）

5

　　咣当咣当的绿皮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十点，母亲在1984年来过北京，还记得姨外婆的家在宣武区白纸坊枣林西里，但不记得坐哪一路车能够到。坐了最靠近那里的一趟车后，母亲凭着非凡的记忆，霸蛮把昏昏沉沉的我们从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带到了姨外婆家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车先到动物园，辗转上了332路公交——它可以把我和余带到我们的学校，我们坐上它时已经有北大诗人把它写进了诗歌：美丽的332路，我为你哭泣。在魏公村，余下车去民大报到，我和母亲继续坐下去。我们问售票员北大是哪个站下车，售票员巴拉巴拉地说了一下，我完全没有听懂。北京公交售票员的口音让我怀疑我学了个假的普通话。

　　一路上，经过10多里4排钻天大白杨树。偶尔有戴民大、人大、清华校徽的学生上下车。就是没有戴校徽的北大学生。我后来知道，北大学生就是不喜欢戴校徽，是低调还是个性，我搞不懂。332路把我们带到了矗立在畅春园稻田东北方的北大西门——而去报到应该在南门下车。我们从古色古香的西门进去，穿过办公楼，又穿过一条绿茵小道，一大湖水扑面而来。

　　彼时我并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度过一生。36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学生，也确实在向所有师友们学习。可以说，这个大学，我已读了36年。

6

　　我被分到32楼215——据说32楼是名人辈出的楼。这楼在2015年被扒除的时候，我正在现场。我抢救了几块砖头，磨平了两边，用改正液写上“青春不死”字样，送给了龙清涛和陈洪捷等高我几级留校教书的老楼友们。

图7：32楼的老砖，2015年

　　楼下有个小卖部。售货员听出我的南方口音，便说：试试北京的酸奶吧，又解暑又好喝。我从来也没有喝过牛奶，更没听说过酸奶。母亲给我买了一个白色小圆罐装的酸奶，我试了一口，直觉得又酸又黏糊糊，就不喝了。

　　从32楼出来往西走，可以到学一食堂。本科时代基本在这里吃饭。第一个冬天，我们已经和英语系的一个女生宿舍结成了“友好宿舍”。元旦前夜一个通宵（过节和期末考试期间不熄灯），女生们在我们宿舍打牌聊天，饿了就煮方便面吃。为了调味，我们去偷大白菜。学一东门外堆满了一人高的大白菜——我当时震惊于整个北京民家窗台都堆满了大白菜，北京简直就是被大白菜占领的一个中世纪城堡。对于北方的食堂，我这个南方人永远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一个窗口出售米饭，其他窗口全都是面和能砸死小狗的馒头。我给家里写信说天天吃面和馒头，肚子叽里咕噜，老是放屁。我也无法理解清亮的冬瓜汤，为什么要加所谓的海米（一种说不清楚是什么海洋生物的蛆虫大小的东西）。吃了几十年，我认为这完全是最失败的搭配。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早餐永远没有米粉和面条。没有米粉和面条，怎么能叫早餐呢。我始终搞不明白食堂师傅都是哪里学的厨艺，炒菜收尾总要加淀粉（勾芡），搞得糊不拉几的。我搞不明白学四（燕南）的柚子为什么就那么切成几块出售，不先剥皮，太野蛮了。搞不明白为什么食堂所有菜其实都放了糖，有的该咸的菜也甜得不行……谁说南甜北咸的啊？

　　学一佳肴是它的干烧肉，0.75元一份卖了好多年。前几年我转悠到那里吃饭，居然发现了它还在供应，赶忙通知老友龙清涛过来吃。只是它已经涨到了8元。再后来就没有了。估计我们终于熬到了食堂师傅退休了。燕南还有干烧肉，但是完全不是那个做法更不是那个味道了。

　　但你不得不承认，食堂的油水实在给得足。直到今天，我在食堂吃饭的背影看起来还是虎背熊腰，一副“行了，这事给你摆平了你走吧”的大哥样。

图8：在农园食堂就餐时被老友偷拍。2021年

　　215宿舍共6人（那时候本科就是一屋6人）。第一个跟我说话的是那兵——我没敢问他怎么姓那，西安人，那在宿舍聊天时跟我说他妈妈说了女孩就跟衣服一样，我半天也没听懂。刘明，辽宁岫岩人，自号刘大山，常用硬币抛出阴阳，用八卦算命。田广河，辽宁新民人，老成不可测。乔羽然，呼和浩特（他们都叫呼市）人，身材高大魁梧，踢足球进了校队。金勇，北京人，好像说祖上在旗，正黄旗的，毕业时是我们班长。

　　那同学见我从湘西来的，便叫我“南方古猿包氏种”。我只是笑笑。我长相并不粗野，但是显然有些勇猛，于是同学以为我能喝酒，其实我一口就晕。同学有问我：你们那里还有土匪么？我说没有了。又有问：你们那里还有赶尸吗？我说与世隔绝的山里面可能还有。“啊？那你给我们讲讲怎么赶尸的？”我说我知道但是不告诉你。

　　大三的时候，宿舍有过调整。调整的原因是许多人违反校规打麻将，有的不打有的打，内讧得厉害。最终麻将派找了个奇怪的理由说他们因为常在一起，影响了整个班风，要求全部打乱再分配。

　　有次秋季学期开学很晚，开学当天我们聚集在班主任马殿君位于46楼的宿舍，聊天喝酒。突然大家都沉寂下来。有个女生低声啜泣，这个头一开，全班同学——其实也就33个，都互相抱头痛哭。我记得只有湖南的两个没有哭泣，一个是我，一个是小个子女生张务。我们默默地扫地，收拾东西。

　　张务特别聪明，会下围棋。上课总是背单词。我对当时上课背单词是不屑一顾的，认为干嘛不好好学专业课、看专业书呢。那时候GRE和TOEFL刚引进中国，结果，随时背单词的同学都出国了。张务去了美国。十多年后有了互联网，我曾收到她的一封邮件，在信的末尾，她问道：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第一学期寒假，我和张务以及民大的余一起坐7点44分始发的1次列车用了23个小时先到长沙。之后张务坐车去益阳老家，我和余则上了一个返乡的中巴车。一路翻山越岭，又花一整天才到家。汽车在盘山路上呜呜地吼叫着，我骤然才意识到：故乡遥远。

　　我曾装作是个狠人的样子来到北京，回去却只有空空的行囊。

图9：室友们（从左至右：金勇，刘明，作者，田广河），1989年春摄

7

　　彼时，国政系（现国关学院）在静园二院。静园是原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区。我的整个本科时代都在进出静园二院那个古色古香的门。

　　进门后穿过有紫藤架子的小院子，再进一道门，往左手，就是国政系了。

　　大二开始，同学们业已分成几大派：托派是考托福准备出国的，鸳鸯蝴蝶派是专业谈恋爱的，麻派是打麻将成瘾的，书生派是啃书的。我是书生派，自然就常向老师请教，也常参与老师们的学术活动。

　　徐昕老师曾带我们去吉林舒兰实习，跟我住一个屋，就此他成为我最熟悉的老师。他的儒雅范儿令我这个湘西蛮子永远都高山仰止。但我常常鼓起勇气在课上提出问题——不像现在的学生，都在躲问题。徐老师上的课，就是我做老师时候上的课《中国对外关系史》（那时候叫《中国外交史（上）》）。教室是在三教五楼。有次徐老师讲到中西文化差异对外交的影响（传统外交的研究者多半从中西礼仪差异解读马戛尔尼等使团失败的原因），我朦胧的觉得中外交涉的失败，可能有更为具体的利益纠葛因素。所以当时我举手提出：如果把文化差异作为解释传统中国对外交涉失败的因素，可能是事后诸葛亮的观察。文化差异太过宽泛，不宜作为一个特定事件的主要变量或自变量。徐老师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筹办夷务始末》、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专业资料和专著。就专业兴趣而言，徐老师是我真正的引路人。

图10：1991年8月，吉林舒兰。后排右二是徐昕老师，右一是作者

　　大一第一学期，我多半时间在泡图书馆，去寻找书中我的祖先的名字。我记得我的祖先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将军，于是我把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的书都翻看了，资料有大半个书架，却怎么也找不到祖先的名字。寒假回家，问老人，老人说你搞错了，我们的祖先是湘军骆秉章的麾下。因这个阴差阳错，我便又把湘军和晚清许多书都借来看，没想到这成了我学术兴趣的起源。

　　徐昕老师还带我走进了每周四晚上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的青年教师学术沙龙。在那里，我领略了袁明老师的风采。

　　袁老师最爱才，见到年轻人总是满面春光，她似乎永远是我初见时的样子，而我已经两鬓泛白。国关的青年才俊没有不经过她耳提面命的。无数场学术沙龙、无数次国际会议，袁老师都会带着我们以会务及旁听的方式参加（经常一起去参加的有王联、王勇、范士明等）。在静园二院、在香格里拉酒店、在香山饭店、在友谊宾馆，我得以一睹国内外国关领域数十位大师们的风采。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礼仪我们也就此学到了。比如，欲发言者可以把自己桌上的名牌树立示意；会议主席给发言者3分钟就是3分钟，多1秒就要打断提醒或者制止；“我说两句”就是两句，不要说三句。

　　我至今最怕见到袁老师，因为她会问我：扬帆，最近在看什么书？在做什么研究？某日，在三角地碰到袁老师问我。我说在看《李鸿章全集》。她说：好。晚清非常值得研究，很有东西，你要坚持。后来我工作的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李鸿章全集》。某日，又碰到我刚从大讲堂看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出来，又问我。我说在看欧洲外交思想的书。她说：陈乐民教授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你一定要看。又某日，碰到又问我。我说在看中国政治思想的书。她说：李剑农先生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非常值得看。甚至有时候她会问我具体问题。某日，在校园碰到，她说，戈登给李鸿章临别赠言中提到“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她边说边做了个潇洒果决的手势：这个主张相当值得我们思考。这些点滴交际，我记得每个细节，因为它对我学术素质之养成非同凡响。

　　老一辈学者为什么具有不同于今日我们的气质？根本上而言，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力量。“完全人格”，是蔡元培校长当年提出的目标。可是当今的学生如何？袁老师有一次见了我抱怨说：现在的学生，怎么就连最基本的待人接物的礼貌都不懂了？对此，我深有同感。后来参观国子监，获知：过去国子监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首先得跪拜。其意不在跪拜，而是通过礼仪安排，体现对知识的敬畏。多年后因家事求助于袁老师，袁老师在表达同情之余，说道：你可能不晓得前不久我从国外回来，因劳累站立不稳，在机场滚动电梯上直摔下来，摔断了手臂。人皆有各种困苦之时，希望你挺过来。

　　1992年春，南巡消息传到二院。我参加了老师们一场热烈抑或激烈的研讨会。袁老师和青年师生徐昕、马殿君、杨凯、王大波、范士明、丁斗等等都参加了（王联、于铁军是否参加了不记得了）。会议的核心词是南巡和终极关怀。换成白话，就是知识分子或者教师，能不能、要不要下海？学术研究要不要、能不能市场化？具体谁说了什么，我已记忆不清，但是，“终极关怀”（terminal concern）一词让我深受震撼。它实际上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横渠四句”教和南巡讲话结合，给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实际的行动答案。也就是说，可以下海求一个富甲陶朱，或者从政做召父杜母，但永远不可忘记铁肩担道义。

　　马殿君、徐昕、王大波后来去了美国，杨凯去了英国。有一次在杨老师宿舍请教英语，他说你给我说几句我听听，我说：Zhang Jiajie is the first national forest park of China. 他说你说的很好啊，你们张家界以后会有大好的发展，你可以考虑回去共襄盛举啊。我后来没有回家，他却去了英国，再后来听说他去了一家国际银行，是我知道的践行“终极关怀”的第一位老师。办学需要经费，这是我们学生不曾思考过的现实问题。我们也曾被要求做许多的“社会实践”。系里面曾经给我们发了许多“气功元气带”，我带回家给外公试用，他戴在腰上半年都不曾取下来，效果如何我不知道。我们宿舍也曾经揽了个活：帮广告公司写信封地址发往全国各县的某单位。一个信封1毛钱，我们三天写出来2800多个信封，由此我知道了全国有2800多个县级单位。

8

　　我研究生毕业应聘做了教师。彼时都在搞“终极关怀”，应该说压力是很大的。记得工作后第一次返乡，在街头碰到高中老师，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当老师。他长叹一声：哎呀，千不得已去讨米，万不得已去教书。你，唉。我不敢直视老师的脸。他又说：自从你读书去以后，你们家里就很少吃肉呢。我做教师可能让父母和家乡人倍感失望。但是父母仍然是表示了支持：你就在学校很好，你不适合社会场合。

　　其实，毕业前夕我已然发现，除了读书，我可能并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我6岁就开始看书，在帮舅舅放牛的时候，我把成捆的小人书挂在小花牛的牛角上——上一次历史有载的牛角挂书的人是隋朝末年的李密。我读了许多革命小人书，但喜读《说唐》《东周列国志》一类。

图11：准备从21楼搬到畅春园61楼时与书合影，2000年

　　读大学伊始，我努力不让我的大一变成“高四”，拼命地吮吸各处的思想精华。彼时，韦伯貌似大学生的叔叔，海德格尔就是我们的舅舅，孟德斯鸠更是我们的爷爷。空气中充满着西学的味道。某晚，在老二教的阶梯教室，同时开四场讲座：一楼两个教室在讲新权威主义和启蒙思想，二楼在讲后现代和存在主义。本能再次令我对现实保持了距离：在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这些主义的同时，我却接触到了雷蒙·阿隆。他说知识分子要做“介入的旁观者”。而“旁观者”意识可以避免人读书读成疯子。

　　从西机动车门出去往西有条通往畅春园的小路——几年前才被命名为“清溪书屋”路，很南方很典雅的名字，那条路上，常有一位30多岁的男性瘦高个儿来回地走。他不停地对着空气辩论，偶尔听出一句“你这个不对”。他显然是读书读疯了。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困，也是困惑、贫乏而知不足的意思。要感谢“教”，它能使我始终保持“学”的心态。1999年春季学期，我奉命陪着访华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在北大讲学、在北京游历。彼时刚刚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明石康先生跟我提出要见见我们的老领导赵宝煦先生。赵先生要我在勺园中餐厅订了桌子，在那里赵先生和明石康就炸馆事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赵先生认为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是一场阴谋，他特别问我“阴谋”一词的英文的准确说法，我说是“conspiracy”。明石康不认为是阴谋，但是他说：There must be a reason. 赵先生接着这话当即说道：When things go wrong, there must be demons.（事出反常必有妖）赵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仍然是笑眯眯的。赵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和北大，他让我领略了早年西南联大和北大的精神魅力。

9

　　北大令我们神往的是它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的诞生地是北大草坪。北大草坪不是现在的静园草坪。静园在我们那时候，它并不是个大草坪，而是个有篱笆围起来的苹果园。里面有个小房子，住着一位老人，以及一条黄狗。

　　北大草坪是现在图书馆东头的新馆所在的地面。也就是说，北大校园文化的发源地成了图书馆部分地基了。

　　本科时，我们全班就22个男同学，11个女同学。所以，感情的事情比较复杂。男同学多半练就了一身文青艺青的本事。琴棋书画，多半都要懂点。

图12：大学时代，艺术青年模样，1991年

　　我在一段时间里很喜欢弹吉他。或者说民谣吉他。起初，都是唱崔健、齐秦和罗大佑，后来是黑豹、唐朝和“魔岩三杰”。到研究生毕业时不久已经流行周杰伦。对于吐词不清的RAP风我不甚喜欢，也就不再唱歌了。

　　草坪歌手主要还是唱校园民谣。本科初夏某日，我们在草坪上一簇簇分别围坐着唱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哥们儿听了一会儿，跟我说：兄弟我借一下你的吉他，刚作了首歌，还不成熟，献丑献丑。我把吉他给他，他拨弄了一下琴弦，看手法就知道是高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典型的校园民谣，一首新歌。后来这首歌出名了，我才知这歌手来自隔壁学校。

　　隔壁其实有许多的歌是上乘之作。也因为那些歌，让我们共情于无悔的青春。比如，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喜欢它的曲子甚于其歌词。

　　在我来到未名湖边三年后，许秋汉也看到了这个湖。他为它唱了首歌：“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这首歌很快超越了八十年代北大原创草根校歌、徐小平老师的《星期天》。徐老师后来加盟了俞敏洪老师的新东方。

图13/14/15：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宁折不弯，我便开始画竹子，画花草。写写画画几十年矣。

　　从网上看到的许秋汉也已经成了油腻大叔，他的歌是《没有围墙的校园》里的主打歌。《没有围墙的校园》是在我的宿舍选歌的——至少有几次聚在一起海选的经历。那是北大唯一的一盘校园民谣磁带。

　　歌手之一韦展辉还欠我一把吉他，他为受伤住院的女友写了《蝴蝶的翅膀》。当时大家都很穷，韦展辉更穷，没有吉他。我把我的木棉吉他送给了他。他说“苟富贵，莫相忘”。毕业前的某个深夜，他们几个歌手曾经从石舫上跳进湖里，结果湖水并没有想象的深，韦展辉一脚踩在湖底的啤酒瓶玻璃上，鲜血直流，随后立即打了破伤风针还心有余悸。此后，我和他已经失联近三十年。听说他是富贵了的。

　　歌手之一廖同学写了《等人就像在喝酒》，还为班级做了首歌，他把全班同学比喻成几十只小船。当时大家的女友都在31楼，所以常见面。如今只能在电视上见到他。

　　隔壁当时的文艺气息很浓，几与北大不相上下。周末的时候，我常去那里的地下室舞厅跳交谊舞。他们也常来北大二体里面跳舞。彼时，跳舞都讲绅士风度。你去约别人的女友下舞池，那哥们一点也不会有醋意。众人觉得此风甚好。

　　终于有一天，两校因为一篇文章掀起了热烈的争论。那篇文章叫《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争论没有输赢，后来他们在朱自清的池塘边立了个孔子，我们则在治贝子园门口立了个老子。虽然老子像有点像古希腊贤哲，但不妨碍老子是孔子的老师——据说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老子说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也可视为对孔子的点拨，够狠吧。

　　北大的大讲堂是学生的天堂。遇到稍有不满意的讲演，学生就会敲打座椅。那时候的座椅是纯木质的，没有沙发衬垫，敲打声和喊“下去”之声不绝于耳。而被轰下去的讲话者通常也不计较，下去就下去。

　　如果不是大讲堂的放映，《大话西游》不会杀一个成功的回马枪，成为现象级作品。是北大人赋予了它新的生命，或者说发现了它的真正魅力。它颠覆了对《西游记》的刻板解读，把跨时空的人生感悟带入神话，多少女生在男生的怀里哭得一塌糊涂。看过《大话西游》的男生都把自己想象成夕阳武士或者斗战胜佛，而女生则是紫霞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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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关老师们——无论年长的先生还是年级差不多的同仁，在不经意间给我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课堂教学。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就应该具有师范性质。

　　本科刚入学的第一周某日，梁根成先生来到同学们中间，说带我们去图书馆。我们听说梁先生是归国华侨，当年回来的时候穿着白色西服，英气盖世。便纷纷围着彼时身体已经发胖、走路有些蹒跚的梁老师去图书馆。梁老师从一楼借书处开始，一个一个阅览室给我们讲。虽然他的广东普通话我们不是都能听懂，但是核心的内容我们都听懂了。从一楼到四楼，梁先生爬得满头大汗，但他一直用洪亮的声音招呼大家。到了四楼西南角港台阅览室，他说：你们读研究生了就可以进去借书看。

　　那次校园orientation还给我留下一个奇怪的问题：北大怎么就没有北门。它怎么就能没有北门呢？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炳元先生。彼时上课，都没有麦克风，二教那么大的教室，王老师讲课的声音能让每个同学都听清。他的普通话发音，我们私下都认为达到了央视播音员的水平。他的声音感觉是用气息冲出来的，而不是单纯的用嘴唇发音。王老师上《国际关系史》（近代部分），同学们最怕的就是记欧洲近代战争、会议和条约。但是王老师对各次战争、各个条约，如数家珍。有一次，讲到德皇威廉二世，他说此人“刚fu（四声）自用”。我们认为这是口误，没有做声。课间休息的时候，王老师出门，不知是谁递了个纸条在讲台。待王老师回来，看到了纸条。等同学们坐好后，王老师说：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位不具名的同学，他或者她纠正了我一辈子对一个字的错误读音。刚愎自用，我读成了“刚复自用”。谢谢你，同学。谢谢。

　　全班爆发热烈的掌声。先生以身作则，践行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末尾的“知”当然是做“智”解，但是以一个小小的纠错对自己的不足狠起来，为学生树立了诚实的品德榜样，这何尝不是让我们知“道”，何尝不是让我们拥有受用终身的智慧。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得了严重的焦虑症，走路都困难。先生带着水果来46楼我的宿舍来看望我。“你现在能写论文吗？”他问道。我说一天只能轻松两个小时左右。他说：“哪怕有两个小时的轻松，也是好的。能看能写半个小时，也要坚持。”在他的鼓励下，我最终顺利毕业。

　　老院长潘国华老师曾经带我去日本访学一个学期。在日本三岛那个小镇上，我们几乎是相依为命：每天我做完饭，潘老师就兴致勃勃过来，说：小鬼，今天又有什么好吃的？然后，给我讲办学的不易。新的国关大楼，就是在那个时候由潘老师带着一帮老师们全世界到处“化缘”才得以建成的。搬到新楼时，潘老师略有歉意地跟我说：小鬼，给你安排的三楼，你别介意。我急忙说：不不不，我们都非常满意。您看着吧，我们的产出速度一定会超过GDP增速。他听后哈哈大笑。有一次，我和亚非所的韦民老师一起被叫去参加普通话过级考试，一口江苏口音的潘老师跟我说：这个要求是有点意思，像我这个普通话去参加过级是成问题的，但是只要求你们讲师去，不要我们去。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那次我们在北语参加了普通话口语考试，我拿到了89分，是二甲。高校基本要求是三甲（比二甲低一级），我算是成功达标。我时常想，民国北大老师们来自五湖四海，尤其广东福建江浙一带的教师，口音那么重，搁今天估计都过不了关。蔡校长说“兼容并包”，带着口音讲课，才真的是北大范儿呢。如今，士其和海滨老师说话都带有我们大西南山区的口音，我就觉得很好听，很有学者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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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叶自成老师。叶老师同时也是我的老上级。我毕业后就在他主持组建的外交学和外事管理系做老师。叶老师如师如长地关照我。某日，我的焦虑症又犯了，他跟我讲了他的经历——老师们常常用这种方式鼓励学生。他说，他在莫斯科交流时，心脏病发作，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心脏病，但我们在外的人，一切都要靠自己。有一次，他从国关学院（坡上村那个）讲学回家的路上已是深夜，黑暗中跳出几个绑匪，一人控制他的嘴，两人控制他的身体。抢了他的钱包后捅了他大腿一刀跑了。那一刀应该捅到了血管，鲜血哗啦一下喷出来。叶老师自己压住伤口，坚持爬到了燕北园的家里——家里才有电话可以打。我去看他时，他已经在家休养，人整个瘦了几圈。他没有告诉许多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他跟我说。

　　谁没有个头疼脑热？问题是大家都需要学会一个字“挺”。唐士其老师比我大几岁——是他读博士，我读硕士这个差距。读研时，某日，我去老唐宿舍聊天。他见我气色不好，便聊起身体来。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偏头痛。每年春季，总有一个月半边脑壳疼，严重到只能躺着呢。我问有什么办法，他说：挺着吧。

　　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许Sir的许振洲老师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时给我一个建议：把日本的民族特性融入文章的分析，就能增加文章的深度。此后我颇重视文化心理的研究。某次吃饭时，他说你刚才能提到清朝皇家园林重要的设计者“样式雷”，说明你在历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宽阔的阅读。他还曾邀请我“出山”为他的读书会讲讲近代人物。那次读书会，我讲的是读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读书会的赞助商还给了我一万块钱讲课费。多年前，许老师说学生说你“魏晋风度”，我承认一生的放荡不羁。但是许老师又何尝不是。有次同学跟我说，许老师在三教五楼上课，同学们一直叽叽喳喳，经提醒还是不停。许老师愤而离开讲台，夺门而去。吓得学生班长一路追下楼忙着道歉。率性，有时候是在宣示原则。

　　牛军老师比我要后到国关教书，但是他给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同仁都喜欢听他讲各种喜闻乐见的故事，我们常交换一些对新近出版的著作的看法。有时候，我也把难得买到的书全文复印了送给他。

　　说来不免汗颜，我是从贾庆国老师那里才系统地学到了写学术论文的步骤和要素，以前都是闭门造车。

　　杨朝晖老师有一次跟人说：国关老师里面，最像我的是李扬帆。这话传到我耳朵，我其实感到非常开心。我哪能和杨老师比，他对功名的不屑、他讲私藏的各种故事的技巧、以及他的围棋水平，都是我难以企及的。

　　海滨是和我都是土家族，他的老家铜仁和我的老家都在武陵山脉里面。他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隔老远就叫我的名字，我欲绕走，他却追近。走进了就说：我和士其都很关心你的。在我心中，亦师亦友是国关学院最令人愉悦的风气。永远在前面忙着会务的范士明、因为办《国际政治研究》的全国学术刊物C刊身份而病倒的王联、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张植荣、读书甚多却述而不作的吴强、送我小冰箱的陈开河，都是我的师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做人和做学问的各种经验。晓波是我师弟，在刚搬到勺园对面的新楼来的时候，他是每个周末都加班办公，我在隔壁看书学习。B座这边每次都是我们俩周末最后离开。

　　比我稍长的张小明，以及督导我上过课的印红标老师，每次开会碰到，都会对我提携和提点。小明老师经常见面了说：你的文章，我每篇都喜欢阅读（为此我十分汗颜）。印红标老师则是逢人便说：这是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朱锋老师则是语重心长地说：扬帆，注意要走战略研究的路子，要学以致用。

　　但我对“国际关系就是研究战争与和平”常常心有疑虑。究其根本，世界的本质是善恶缠斗。战争与和平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如若不落脚在善恶、正邪之辨，恐不能说认识了世界。我在美苏即将爆发星球大战的时候来到国关读书，在我大三那年圣诞节后，苏联轰然倒下。36年来，我们见证了两次海湾战争、卢旺达大屠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索马里内战、南北苏丹之战、灭ISIS之战、车臣战争、利比亚战争、纳卡冲突、俄乌战争、哈以战争、两次世界性瘟疫，以及拉宾遇刺、安倍遇刺、英女王驾崩、英国脱欧、美国政治巨变，等等世界性影响的事件。战争与和平的路数，让我们囿于地缘政治的中层分析，上不去也下不来。学各有所长，我只能说我对本质问题更感兴趣。

　　关贵海老师给我们带来俄罗斯的一手消息，罗艳华老师给我上本科课程时讲课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孔凡君老师长得像南方人那样秀气精致，不像高大威猛的孔子后代，但是我们似乎都知道他是孔子第七十几代孙，每次见到提及此事，他直摆手：别提别提。以前学院在逸夫一楼时还是排队领工资制度，孔老师总是排第一个——在我印象里他几乎每年都有新著，也应该排第一。孔老师前年退休了，彼时还在疫情中，他在腾讯会议上说：我们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垃圾。至少我自己的是。这话够狠，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激动。这让我深受震撼，不做个狠人，无法做出学术建树。

　　王正毅教授来院里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7年。彼时他意气风发，常参与我们的羽毛球运动。见着我常以“你们年轻人”开头——其实他只比我大5岁。正毅永远充满着对学术的热情，身为长江学者依然勤于钻研创新。每次我在二教一层大教室上下课都会经过他的巨幅照片前，望他一眼都会感觉到学者二字的厚重。

　　许多年后张清敏老师来到我系领导我们（尽管他一直谦虚地说就是给我们服务），他为人温和儒雅，说话轻言细语。他给我们的学科带来了专业的研究路数。对此，我受益良多。

　　和我一起留校的雪梅现在走路的样子和36年前没有区别：面带微笑，若有所思，一步一步，跟她情绪一样稳定。她是和我同级不同班（她是共运班的）唯一留下来工作到今天的级友。期间几十年我们也很少面谈。也就几年前在食堂碰到，碰到后也因为我手机没电没有加成微信。当时我才知道，她曾在巴铁做调研时死里逃生。她前脚刚离开一个村子，后脚那个村子即遭到猛烈轰炸。后来她和沈青兰（在我眼里也是我大姐一样的老师）相约去了西藏游历，我尚不知这和死里逃生的经历有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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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生面前，我永远都是乐观积极、精力充沛、幽默搞笑的孩子王。有多少次，我双手撑着讲台不让自己倒下，这还是有些狠的。学生说：您是真正的老师、您是改变我一生的人。今次与毕业生话别，我说：我们老师，其实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同学。一位博士女士听了，泪流满面。教育包含了救人和救心，这是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我用自己战胜各种挫折的故事救过三位濒临崩溃的同学，详情不便透露。

　　有次有个研究生问：我跟父亲讲老师所说辨善恶正邪之道，父亲直摆手，勿听。是何道理？我说：王阳明说：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愚夫愚妇之道是一种无言地狠心。对自己的错误和积习的狠心。百姓日用而不自知，是为真知。尔与父亲论道，即已坏了孝道。

　　生问：难道可以以孝道压天道吗？

　　我说：非也。尔之行为，以及此刻尔之反应，说明尔实在是未知而行。尔未知孝道与天道并不矛盾。是割裂了知行合一之天道。此其一，其二，尔未能格物致知。在尔与父亲的关系中，父父（做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子子（做孩子有孩子的样子）。知此道则为格物致知。其三，尔若已知，则不会与父论道。尔之一切行为，即可被父洞察，尔若知道，父也不会与尔摆手。尔实未知，父亲已知，自有摆手之举。

　　生问：何谓真知？

　　我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其一。其二，知行合一。知和行是一码事，不是两件事，尔未知而行与行而不知，也是一回事。其三，知即良知。知善知恶是良知。尔之心性被恶（想说服父亲）笼罩，不识恶则为未知。

　　生道：如此，学生须得处处小心体会。

　　我说：非也。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的功夫，不是王阳明的功夫。湛若水比王阳明又低了不知几个层次了。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虽是庄子说教，此处亦合乎我等所论之道。随处体认是僵化的格物致知，反而不是正途。

　　生问：老师，如此，学生似懂非懂了。

　　我说：这比你假装听懂了要好。

　　如果学生不能听懂，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么一个道理：人生有两个法宝，你记住了，受益终生。一个是，你们的问题，都是出在把生活的所有方面拧在一件事上面了。一件事的挫折就会导致整个生活的中断，这就如同把生活当成了铁丝。不要把生活当成铁丝，要当成钢缆。钢缆有几十根细丝，一根断了，其他还系着。生活因此也会继续。另一个法宝，是当你处于生活低谷的时候，你把它想象成处于一口大锅的锅底。你只要行动，可以不管方向，但你行动了就必然是向上。所以，不要躺平了自怜，要动起来。

　　做教师是高尚的职业，我依然坚信夫子之教的伟大。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夫子怎么可能误人千年呢。

　　带领学生看懂这个世界，是国关教学的硬核。我们必须具有全球性视野，实时更新知识，备课则是基于永无止境的文献查找。前天我回忆了一下过去72小时用在备课、上课和学术上的时间：查阿美士德使团2小时；查沙逊集团资料3小时；查怡和洋行资料2小时；查东印度公司资料5小时；查英国议会辩论3小时；查亨特和林则徐资料3小时；查犹太人和犹太教资料3小时；查美国独立战争的财政资金来源2小时。信息时代的授课给老师们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学生可以随时上网查课堂知识的细节。老师虽然已经积累多年，但仍然需要精心备课，搞准旧知识，注意新发现。这72小时内还要上研究生课3小时，上通选课2小时。接下来是上全院本科生必修课3小时。而这只是随机选取的一个72小时时间段。我们每个老师都在这无数个72小时中坚持，这是一种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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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工作时是去昌平200号带1995级本科班，有60人。我只比学生大7岁。后来想起来，院里对我们年轻教员是真的放心。我在那一年，把我们班带成了北京市优秀班集体。数年以后，该班走出的归泳涛、王栋和汪卫华学成归国，相继成为必赢官网的优秀教师。该班入学、毕业的逢5逢10年纪念，都必然邀请我参加，我却全部缺席。公开的理由是恰巧不在京，但是我知道真实的原因：我不愿他们继续受到我的影响——他们个个都非常优秀，更不愿让彼此看到衰老的脸庞。

图16：1995年11月底，带学生爬昌平园大雪过后的小山以练其狠劲儿。从旗子可以看出彼时学院还是“国际政治学系”。拍摄者为作者本人，所以图片中不见。

　　自1994级开始，北大所有文科在昌平200号要待一年。那个地方曾经要办成“东方莫斯科大学”，后来历史洪流改变了一切。只剩下几百亩地，圈起来做北大分校（园）。

　　那里生活、学习都很单调。早我们一年的某位学生诗人在那里曾写下“大地/在1994的阳光下/沉重的呼吸”。我不是诗人，我是在床头贴了一张打印着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的A4纸。如今我仍然可以随口背下来：

　　吾侪当此艰难时世，所学不为所用，亦不合西学之潮。果欲为了谋生计，可以于学问之外，或经商，或实业，而切不可以学问为谋生晋身之道，如此，则害学问之根底，弊莫大焉。

　　陈先生的话已无可考，但我就是记得了。

　　自然，陈先生也自述其思想的困境：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此，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取名《走出晚清》，俾藉此明志。但如何走出，我为此研究、思考了三十年。如今稍有眉目：中西之争或许竟是错觉，世界从来以正邪善恶区分。如将“横渠四句”和“阳明四句教”结合来读，辅之以伯克（Edmund Burke）和世界史，则对五百年以来世界和国际关系的本质问题会有深刻的认知。

　　每个月，我给同学们安排了延请燕园本部的老师们来讲座。当年11月份，以色列拉宾遇刺身亡，我请了研究中东的李湖老师来讲座。李湖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很直爽。她说：研究了一辈子中东，并不了解中东。研究了一辈子国际关系，我们也并不真的理解国际关系。后来，在海淀镇的百货商场，我碰到她在挑服装。她见到我很热情，说，我不是给自己挑呢，是给丈夫挑衣服。那时候，我不知道她已经身患绝症。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图17：1996年5月，我给李湖老师和1995级全班在昌平园主楼拍了张人员最全的合影。

　　我给同学们还请来了李茂春老师，给大家讲国际形势。永远不脱下鸭舌帽的李老师喜喝酒，我给他送过洋酒。他说洋酒不好喝。他为人直率，见我留校，他说：也不错，北大是个不错的跳板。他当然不知道，我哪里有那样的心思和谋略。李老师自称喜欢放炮：他在每年的年终总结大会上，都会第一个发言，或定个调，或抛个问题，故意引起争论。那次讲座开始的时候，我宣布：今天李老师讲座的课时费200元，他承诺捐给我们班级的刊物《大浪》。大家鼓掌感谢！我其实没有事先跟李老师沟通，我不得不承认我这么做实在是不够意思。但是，李老师接我的话直接说：我也是刚刚听扬帆老师这么说，我非常支持同学们的事情，我同意捐赠，绝对没有意见。后来，我们是在刊物上写上了致谢。

　　茂春老师跟许多老师一样，也是常年失眠，估计这点很少人知道。他曾跟我说他自己对付失眠的方法：如有失眠，索性不睡了，走出去。有时候骑自行车骑到沙河再回来，有次走路走到北京站才返回。“把自己整累了，也可以入睡”，他说这话时一脸轻松，这是一种狠劲儿。

　　昌平园给1995级的同学——以及老师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师生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有一次是探讨《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不得不说，当时的我并不那么懂得全球政治思想史和欧洲史，说了些什么话，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比较不着边际的。

　　而《读书》当中一篇讲冬妮娅和保尔的爱情的文章，则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大意是：阶级立场、阶级身份和爱情到底能不能相容。结论当然是分成两派。

　　在昌平园的第二学期，我带学生去康陵。彼时康陵没有围起来，没有围起来都是野陵。十三陵有十三个村子，村民都是从山西迁过来守陵的。我躺在驮着无字碑的神兽赑屃上面，仰头看大铁鸟从空中飞过，眯眼看玩耍的学生，一时间有些恍惚。我将第一年的这些感受写成了一篇散文，取名《缘起》，发在昌平园学生刊物《世纪风》上面。历史系罗新读了之后，说：你一定是感触到某些灵魂里的东西了。

　　罗老师长我7岁，昌平园一年使我们达成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和他从昌平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南门左手地下室的风入松书店。书店门头上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字：人，诗意地栖居。初见时令人遐思，多年后，我认为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这句话——以及海德格尔本人，都不够狠，它误导了我们整整一代读书人。

14

　　在国关，我是从学生到老师转变过来的，所以见到长辈老师们，我从心里上还有事实上都还是学生。

　　去年在校内碰到独自从食堂走出来、92岁的传奇老师梁英明。我说：梁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梁老师说你是谁啊我想不起来了。我说您还记得前几年给我们指导羽毛球吗？我是那谁谁谁。他说啊想起来了。我说我们合个影吧。梁老师是中国羽毛球元老和开创者之一，只是因为当时从印尼回国时年纪比较大了，遂不再走职业道路。十年前他还在82岁时拿到全球华人羽毛球赛老年组双打冠军。面对这个狠劲儿，我等后辈不禁汗颜，

　　老师们性格各异，对学生也就有不同的影响。黄宗良教授见我总是满脸春风：青年才俊，青年才俊啊！黄老师对当代走过的路总有深刻的见解。他写了著作也总是在我的邮箱里放上一本，自谦地写上“扬帆雅正”，这令我受宠若惊。他来自潮州，常有潮州人那种爽朗霸气和刚直之气，很像潮汕英歌舞的舞者。

　　王缉思老师给我们上研究生课时，第一堂课就说：我要把你们的原有知识弄乱。我们都吃了一惊，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去思考这句话的意思。王老师做领导时，有次冬季全院在小汤山开会，他说：我的家就在附近，我要征用你的吉普车，带几位老师去我家坐坐。这一路，我们都非常关心王老师的家学渊源——他的治学方式和讲学方式，总令人想到民国学者。王老师曾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博士论文为什么没有出版。我说因为我的固执，许多东西我不想将就，也就没有出版了。他听后一声叹息。王老师也非常关心我的成长。家里怎么样？一个月现在有多少钱？去没去过美国？我都一一作答。

　　刘金质老师的公子与我同年而常不在身边，所以刘老师看我总有一种父爱。这或多或少减轻了我每次看到他时的紧张心情。刘老师见我第一句话总是“李先生最近怎么样？”“您别叫我先生”我惶恐不安地应道。第二句话总是“最近在研究什么？”我最怕老师问这句话，只好支支吾吾一番。刘老师有次听我的课，下课时握着我的手说“向你学习”。这叫我更加汗颜。他的《冷战史》获奖后，他把奖金用来请我们院羽毛球爱好者吃了顿饭。刘老师也是羽毛球爱好者，每次教工赛，耄耋之年的他总是亲临指导鼓劲。我开始学羽毛球时，是打不过刘老师的。

　　张敏秋老师生病那段时间。我给刘老师推荐一个电话要他找一个保姆做家务，他说不用。张老师走了之后，我在学院碰到先生。我握住他的手，鼓起勇气说了句：“人的成长，是需要终其一生来做到的。”刘老师点头称是。

　　原国关所还有位李石生老师，已经淡出师生视线多年。但我还记得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先生。1991年圣诞节后某日，李老师在三教107给我们上课，他一走上讲台，突然哭了起来。“同学们！”他哽咽着说：“苏联，没了……”师生呆在教室半晌无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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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我们骤然听说讲非洲的李保平老师抛弃了这个世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记得他总是面带笑容，还和我们曾经打赌会不会爆发海湾战争。他在上一年去非洲做了10个月的现场调研，回来路上笔记本电脑被偷，里面有他所有的文献资料调查笔记等等。这对一位准备全面深入地研究非洲的中年教师是个沉重的打击。李老师的离去也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一大损失。李老师是对自己太狠了啊。

　　又后来，我骤然听说李春新老师离开了我们。他是院里默默地努力工作的一群人的代表。每次会议上，他都扛着摄影机给大家摄影、记录。竟然被一场病带走了。

　　又后来，老书记邱恩田离开了我们。邱老师爱喝酒，待年轻人如朋友，我们都叫他老邱。但我若有什么错误，他都是当面严厉批评的。也是奇怪，我只记得他的好。

　　又后来，也就是前年，办公室潘京初老师（我常叫他老潘）也离开了我们。他在我本科的时候还努力学习英语，和我分在一个组，听王大波老师的英语课。后来还和我们打羽毛球。

　　还有财务老师曹老师也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刚工作那会儿，报个帐或者发个传真，都要去她办公室。她是我们的财神。有次，她买了新车，在院门口倒腾半天转不过去，我不知是她，便在后面按喇叭催促。多年后我一直后悔那次按喇叭。曹老师当时应该已经是病入膏肓，而我却如此鲁莽。

　　老潘之后的默默无闻的小黄牛们有汪洋、霍艳丽和徐建春等等。疫情期间回校时，我的车打不着火，当时是在汪洋下班之后，我用微信call他，他指导我在办公室找到达火线，又找到保安给我把车打着，他这是24小时随时待命提供服务。霍艳丽身材高挑，颇有我想象中的霍元甲家族的爽朗豪气。有次她急匆匆地电话我：你家楼上漏水了，你赶紧回去看看情况！她还多次关心我职称问题和家庭事项，俨然一个学院管家。徐老师则是做着活儿又细又累的本科教务事。我在课前、授课中和考试后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向她提出问题，她也是24小时在线。

　　我们也有默默无闻的老黄牛。骆革委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他的名字告诉我他应该比我大几岁，但他常叫我“大哥”。有次去他办公室解决一个网络问题，发现他的书架上堆满了历史和哲学类学术书籍，而他是负责全院电脑和网络的老师，这颇叫我震惊。堵德才老师和我有几十年交情了。我一直好奇他的姓氏，因为太少见，所以去查查。原来也是周文王的后裔。去办公室，总能见到老堵，或跟我聊车，或热情地打招呼。今年刚开学，见面就说：扬帆，你是大学问家了，见到你真的是太高兴了。大有劫后余生之感。

　　前天跟学生在学院大门口拍毕业照，远远地看到他，我挥挥手跟他打招呼，他却径直小跑过来，说：我跟你道个歉。原来，有件小事，其实是他出于好心要帮我的忙，却无意中出了些岔子导致我很被动。他为这点小事耿耿于怀，终于要当面给我道歉。我直摆手说您是我多年的忘年交，我怎么会怪罪你呢。

16

　　淳朴的堵老师总是让我想起家乡的老人们。百姓尊重常识，自性庄严，爱憎分明，善恶有辨，从不装神弄鬼。这就是我多年悟出来的“回到婆婆们的膝下”之道，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而言，也就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这也就是国关常道。

　　有学生常抱怨我大国关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学问总是不被文史哲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文科承认，颇为苦恼，问我走量化路线是不是可以重塑地位。我说：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把国关学建立在根本的人文主义的基础上，研究手段无论怎么看起来“科学”，都无法弥补这个根本缺陷。

图18：给研究生上课中，2022年春。

　　我常问学生：你们哪里来的勇气，来学文科最难的学问——国际关系？这是个看得见但摸不着，似浅显而实极难把握的学问。考研的许多学生，都认为国关好考，背几本教材、几本笔记，就考上了。这给人极大的误导。国关学科经中外学者百年的努力，都没有毫无争议地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国际关系的研究需要世界性的视野，而世界性的视野说到底是个价值观问题。遗憾的是：国关理论三大范式，加上方兴未艾的量化研究，都远离了价值观。作为国关核心理论的现实主义，无论以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出现，还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结构性现实主义出现，它的渊源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它们的起点都在让我们放弃以道德观察政治。这简直邪恶至极了。请举出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件政治事件，是脱离了道德事实和道德判断的？这是个常识问题。马基雅维利企图教唆美第奇家族君主们把道德和权力剥离，他并没有得到亲睐。即便是伪善，也因为善的重要才有伪善。新自由主义只关注合作，建构主义着眼互动与身份建构，这两大范式也背对地球，对世界以及国际（国家间？）事件的本质问题视而不见。国际关系这些传统学问路数，为使学科建立而标新立异，恰恰犯了常识性错误。

　　1999或者2000年前后，构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之论喧嚣尘上。我一直对此保持着距离。《六祖坛经》说慧能初见弘忍时，弘忍说你一个南方广东来的，跑到北方湖北来学什么佛学。慧能回应：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学问在追求世界的本质及其演变，学问之路有很多，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学问的终极衡量标准只有真假、善恶、正邪。

　　欧美是国政学的发源地，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就是对的。比如，他们有几人是真正懂得中国的？亨廷顿将当代中国定位为“儒家文明”，这是个常识性错误。美国“新清史”学派将满清入主华夏定义为外国的入侵。殊不知努尔哈赤起兵前是继承了其祖父和外祖父分别具有的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都督的身份。而建州卫是明朝在东北边疆设立的地方军政机构，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努尔哈赤的起兵，属于明朝下级军政官员的造反，不属于外国入侵。何况入关前的1642年八旗已经编成满、蒙、汉各八旗共二十四旗，入关建政不是女真一族所为。至雍正编《大义觉迷录》，清朝统治者明确宣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费正清学派创造了“朝贡体制”一词以概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但是，后世学者被其误导，以为凡朝贡皆为外国，导致欧西学者混淆视听，拿西藏蒙古的朝贡说事。如果他们知道曾担任主客司（主管外国朝贡事机构）的龚自珍的记录，就不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龚自珍明确说到“我朝藩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而西藏蒙古都属于理藩院管辖。自朝鲜、越南而至西洋诸国，都属主客司管辖。理藩院管的就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这就是常识。吾人但去指出美国学问的谬误，并非一定要建立一中国学派与之抗衡。欧西学问，出于各种原因，常常违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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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一点论之，谁懂常识？街头小贩、出租车司机，以及我的那些婆婆们。自小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我在婆婆们的护佑下长大。爷爷去世后，婆婆跟我们一起扫墓（上坟），趴在爷爷墓前哭得昏天黑地。我们让姐姐陪着在那里等婆婆哭。走了一个山湾和一个山岗，我回头看到婆婆还在那里趴着哭。那种情感，平常我并没有看到。但这就是百姓的日常。

　　婆婆不识字，看戏看电影，最主要是分清好人坏人。看《红色娘子军》，她说，呸雀哦（我们那里轻微骂人的意思），那些姑娘们穿个短裤子跳舞，丑人子（羞的意思）。

　　罗婆婆是唯一认得几个字的婆婆，跟婆婆们读书时，她有认不得的地方，绝对不骗别的婆婆。读《薛仁贵》、《女儿经》这些书的时候，我就在婆婆们膝下玩耍。我记得但凡有生字，罗婆婆就停下来，诚恳而又饱含歉意地跟几个婆婆讲：哎呀，这个字我不认得！婆婆们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往下读便是了。好多年后，罗婆婆听说我考上大学了，用一个月时间做了双布鞋给我。我去看她，她已经躺床上不能动了。她坚持着披衣起床，一定要亲手把那双比我脚小很多的布鞋给我。在婆婆眼里，我就还是以前的小娃。她说：去北京了，走口岸了，回来给我讲讲天安门、长城和颐和园呐。我却没有做到。

　　有个瞎子婆婆住在我们家后面。“扬帆呐”，“哎！”她喊我时我回答很快的。每次她喊我，就是要我带着她穿过半个小城，去菜市场巷子里找她“底下的”（澧水河下游我们叫底下的就是“外地的”）唯一老乡聊半天天。我就那里等着。聊完天，我带她回来。每次她都会给我一毛钱。她自己是五保户，我只有几岁不懂事，竟然收了瞎子婆婆的钱。一毛钱可以买碗面。爹妈不在家，我跟着婆婆们，留着一毛钱两毛钱可以保证饿的时候有饭吃。瞎子婆婆有个冬天起来摸黑上厕所触翻了火盆，家里没人，烧死了。

　　天底下无数婆婆们就是那样无声无息地来了，又无声无息地走了。多年以后，我琢磨出来，婆婆们做人诚实，分善恶，以谦虚仁德对待知识和世界，这就是儒家的仁。

　　常有学生问我：那什么又是常识？我只能再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一休和尚临终前，弟子们围着他，希望他留下一些箴言。一休奋力地从口中挤出三个字：我想活。这就是常识。看不到妇孺皆知的常识，我们如何能研究高大上的国关。

　　上课期间，一些“中小国家”的留学生常为我不慎提及他们国家的一些不堪往事而颇有怨言。我说：你们可懂一个真正的大国的意义？如若我批评某国时，来自彼国的学生可能就笑笑，甚或加入批评。可知此生来自大国。如果我批评某国时，你着急上火跟我来个民族主义回怼，便可知你来自小国。大国者，其公民有大国气象是也。

　　常识是一种“狠”。对自己无知的狠、对自己积习的狠、对自己懦弱的狠。

图19：带留学生参观大觉寺，跟他们用英语讲“来无去处”和“动静等观”，2008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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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元旦前夜，同学们集体跑到结冰的未名湖上。有人在湖上还生起了篝火。大家围着湖面最大的那一圈逆时针跑圈，人越聚越多。

　　元旦的钟声敲响。同学们呼啦一声朝湖中央跑去。嘎嘣，哗啦，嘎嘣！几声响，湖兵破裂，中间的同学掉了下去。湖水涌起，直到我的脚下。

　　同学们趴在冰上救人。我班有一两位掉下去的，都是男同学。赶紧用军大衣裹着往宿舍跑。

　　这次冰崩事件，没有人伤亡。

　　博雅塔和未名湖的组合一度被称为“一塌（塔）糊涂（湖图）”。那塔稳稳地立于湖边，像一尊开悟的佛，吾人在此学习，心下自安。

图20：湖边读书，1990年

　　为了把英语提上去，1998年，我专门挑课少的时间，拿着曾经是我英语五级老师的俞敏洪老师编辑的“蓝宝书”（新东方创立后俞老师自己编辑的单词集，封面为蓝色）躲到湖心岛的一棵大树根下去背。大树下围着一圈石头，形成一个洞窟。我每天在那里背单词4个小时，从A背到Z，然后从Z背到A，如此往复。一共背了3个月，贯穿整个秋季。单词量增加到2万左右，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

　　代价是丢了一辆自行车。一次我把车放在连接湖心岛的小桥头上，上了锁，就去背单词。等我回去找时，自行车已不翼而飞。

　　那年深秋某日，我在湖心岛背完最后一页蓝宝书上的最后一个单词ZYGOTE，站起身，有点头晕，放眼望去，只见那一湖秋水扑面而来。

　　要说我在北大学到了什么，我想就是《礼记》里的一句话：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做学生和做教师是一体两面的事，知不足和知困都要求永远在发狠劲。老师们都是狠人，冷暖自知，对知识要狠，对自己要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这也就是愚夫愚妇的哲学。明此理者可与人讲学。（全文完）

2024年5月31日 于燕北园

作者简介：

　　李扬帆教授，1988级国政系本科，1992级国政系研究生。1995年留校任教，200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外交思想史，近现代外交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