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党史专业和党史教研室结缘从进北大前就开始了。因为本科在外校,关于考研的信息,都是少年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时,结识的一位好朋友黄南平告诉我的。他当时是国政系78级本科共运专业的学生,非常鼓励我报考国政系党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还帮我约见了未来党史专业的导师向青老师。在1981年寒假的一天,我来到二院,楼道内很安静,在靠南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向老师已经在等我。那天的天气十分晴朗,虽有点寒冷,明媚的阳光照入,房间内很敞亮,也很温暖。向老师话不多,偶尔向我提问,也简洁地回答我请教的一些问题。更多的时间是由我作自我介绍,谈一些对党史专业问题的理解。那时研究生考试还没有面试,这次见面也算是的一次提前的面试吧。黄南平还向同班同学王长江借了党史、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共运三门课程的笔记供我学习。笔记字很小,稍有点潦草,但记得很详细,似乎连老师讲课时的感叹语都记了下来。满满的三本笔记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我反复阅读,几乎全部背下。我清楚的记得,研究生的正式考试在北大图书馆二楼的一间大阅览室中进行,我的位置在最后一排。在考党史专业课的时候,向老师还专门到我座位的后边观看我答题的状况。由于准备的比较充分,1982年的考研成功上岸,我也如愿进入到国政系党史专业读研究生。
八月下旬刚报到后,向青老师就让刘德喜、刘宋斌和我三位新入学的同学,旁听79级党史专业研究生赵蔚、黄兆顺的硕士论文答辩,这两位学长属于恢复高考后国政系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赵蔚和黄兆顺答辩委员会主席分别是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和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他们是那个年代党史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当年全国各高校、各级党校、机关单位及个人学习党史,大多以李新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四卷本)或胡华编的《中国革命史》(上、下册)作为教材。有两位著名学者参加的答辩会,气氛既紧张又活跃,体现了学术界对北大及国政系党史专业的看重。
1982年9月开学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正式开启。当时的党史教研室除向青老师以外,还有潘国华老师、石志夫老师、林代昭老师、朱美怡老师及孙岩。党史专业在1981年已获批成为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但不设本科生专业。党史教研室的主要工作除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还负责国政系本科生国政专业和共运专业的政治课。党史专业研究生按学校规定,学历三年,修满不低于32个学分,此外还有形势教育和社会实习。研究生学习阶段,第一学年的课程学习量最大。从查阅的成绩单看,第一学年我修的课程学分已达20学分。当时每一门课程的课时比较长,一般都是4课时或3课时,除第二外语之外,都是必修课。专业课主要是把中共党史按照正常的历史分期,划分为几个阶段分别讲授。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由向青老师同时给我们开了两门课程,《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史研究》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二学期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我个人从文革后期开始读过不少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一些海外出版物,所以一直对党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向老师在课程中,用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把我们带到了党史学习和研究的新境界。
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破除禁锢、思想解放的风气也影响到了党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例如,新版《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用大量篇幅对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对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过程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向老师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其中包括对建党时期的尤金、维经斯基、马林、越飞使团等,和大革命时期鲍罗廷、罗易等共产国际、苏联的代表来华的活动,进行深入考证;对加拉罕第一次、第二次对华宣言,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以及罗易的补充提纲等重要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很好地展现了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帮助和指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一次在党的重要决议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这是对以上学术性研究成果的最大的肯定。正是由于向青老师这一研究特点,党史专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确定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作为对党史研究的方向,必定注重对外文资料的掌握和使用。记得当时上课时,向老师经常会拿出一本北大图书馆最新购入的,有关党史的英文专著推荐给我们,我们也会在下课后,及时到图书馆查阅或借阅,并且随时向北大图书馆的一些阅览室,了解新购入相关书目的动态。每个研究生在每个学年除了完成必要的课程论文外,还要提交两万多字与党史相关的外文书籍翻译文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海外学术信息和学术成果已经能够迅速传入国内。北大图书馆有关党史研究的外国学术专著、期刊杂志越来越多。76net必赢官网包括国政系各个专业,同海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向老师后来也受到美国卢斯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到芝加哥大学作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当时的党史教研室石志夫老师、潘国华老师、林代昭老师也共同参与了对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和指导。石志夫老师给我们讲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潘国华老师讲授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林代昭老师讲授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包括向老师在内,教研室所有老师讲课,都是使用自己编写的讲义,老师们的教学各具特色。石志夫老师是吉林人,和潘国华老师是60级的同班同学,也是当时党史教研室的支部书记。他对党史的研究也偏向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是研究李德的专家,出版了李德研究的专著。石老师讲话带有很微弱的东北口音,语气平和,上课时也如此。对学生作指导和与学生交流时,很注重倾听学生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系分离,石老师被调到新组建的政治学系担任了党委书记的职务。
潘国华老师擅长党的重大思想理论的研究,尤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非常深入,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同时与林代昭老师合作,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有所涉猎。潘老师讲课语速比较快,江苏海门口音略显浓厚,在讲到《新民主主义论》,最爱提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新在哪?”,答案马上把我带回到王长江详尽的笔记之中,令人记忆犹新。至今我自己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课程时,也常会向学生提一下同样的问题。在我印象里,潘老师是党史教研室中,对学生要求最严格的老师,讲起话来带有锋芒,敢负责任勇于担当。但当你真的出现一些差错时,跟你谈话又极具耐心、语重心长。正是因为这些特质,20世纪90年代初,潘老师就到系里担任了领导工作,后来又担任国关学院的主要领导,主持全院工作。
林代昭老师是历史系毕业的,他的教学和研究注重对史料的挖掘,深入而细腻。他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社会党,以及党的领导人江亢虎和党报《天义报》,都有着独特的研究。林老师讲一口海派普通话,上课讲到自己最擅长的内容时,往往面带着的得意之色。林老师还对北大现存的旧期刊、旧报刊非常熟悉,上课时经常介绍一些民国时代的期刊报纸,我也因此学会跑到北大图书馆旧期刊、旧报刊阅览室,尽享阅读的乐趣。20世纪90年代初向老师退休后,林老师也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党史教研室主任。
两年的课程学习很快过去,198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写作阶段。当时学校已有规定所有在校学生,有条件的都要参加实习和社会调查活动。国政系也为各专业的每个硕士研究生提供200元的报销费用。1984年秋天我们党史专业的三位研究生,在导师向老师的亲自带领下,开始了实习之旅。第一站是南京,主要目标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我们下榻之处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招待所。那时一般单位的招待所,住宿、餐饮价格要比外面旅馆更便宜一些,我们三个同学住一房间,向老师单独住一大的套间。白天向老师和我们一起去档案馆查阅档案。我的论文拟定的题目是共产国际与武汉政府,所以民国政府的档案,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些会议记录、决议、命令等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晚上档案馆关闭,没有其他的事情,我一般都会到向老师的房间聊天。向老师平时比较严肃,只有在上课时,讲到得意之处,才会露出微笑。我上研究生前,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所以与向老师聊天还是很轻松愉快的,经常能看到向老师惬意的笑容。向老师跟我讲述了他参加革命的历史,以及后来如何走上学术的道路。向老师是河北武清县人,解放战争初期考入南开大学,不久加入党的地下组织,由于受到追捕,1948年辍学进入解放区。新中国建立后,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担任了人大的团委书记,向老师还自豪地说,与他同期的北大团委书记是胡启立,清华团委书记是滕腾(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他们经常一起开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向老师又转任人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考虑走学术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他主动申请并经领导批准,成为胡华的研究生。向老师告诉我,胡华“手把手”地教他,一直到学业完成,毕业留校。向老师作为胡华的嫡传弟子,在党史专业也算是传承有序。文革开始后,人大解散,向老师被分配到北大历史系。向老师说,在文革中他吸取了反右运动的教训,成为文革中的“逍遥派”。他与历史系的几位老师组成一个非正规的学习小组,利用一些间隙时间,在别人搞运动时,他们到图书馆查找资料、读书和学习外语,为改革开放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为适应恢复高考的需要,国政系重组了全系教学行政体系,在原有五大专业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共运、党史、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五个教研室。与此同时北大也开始重建公共政治课教研室,大课党史专业与国政系党史专业分离,向老师也从历史系调到国政系,担任党史教研室主任和硕士研究生导师。从这时起,向老师在文革中的积累开始爆发。80年代初以后,向老师陆续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等著作,成为国内外党史学界有名气的学者。同向老师的交流,增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对我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南京期间我们还走访了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这次实习的第二站是上海,我们到上海住在华师大招待所,每天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上海图书馆。因为文革大串联时曾到过上海,去过南京路、外滩等地,感觉八十年代的上海和六十年代的上海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每天都扎在上海图书馆查看资料。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历史档案、报刊资料丰富,我们也收获颇丰。这次实习我们三位同学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论文资料,而向老师则更多的是到各地拜访学界同仁,进行学术交流。所以在上海我们就先行离开,奔赴第三站杭州、第四站广州,然后再奔赴武汉与向老师汇合,一起返回北京。这次实习前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为我们顺利完成毕业论文提供了帮助。
1985年7月研究生毕业,我留校任教。当时的国政系在静园二院二楼,一楼是历史系。党史教研室就在二楼右排当年见向老师那个小房间内,这里应该是燕京大学时期的女生宿舍,20世纪60年代曾在家里的一本《收获》杂志上,读过一篇宗璞写的短篇小说《红豆》,就是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燕大静园女生宿舍和校园内,发生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教研室近窗的墙上,放红豆小空格依旧在,但早已物是人非,令人有点黯然神伤。教研室平时差不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各项教学、科研工作或进行政治学习。这时孙岩已去读研究生,教研室中向老师年长一些,石老师、潘老师、林老师、朱美怡老师,四位老师的年纪相差不大,就我一个青年教师。人虽然不多,但如果到齐的话,感觉小房间还是挤得满满的。无论是学习还是讨论问题,老师们之间相互尊重,和风细雨。朱美怡老师作为唯一的女性,用她那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话来非常轻快爽亮,她的发言常能调节气氛,带来欢声笑语。与曾经的老师们成为同事,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鞭策,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充满着温馨。
20世纪80年代末,我获得赴美学习、交流的机会,至1991年初才返回。这时的党史教研室已发生重大变化,向青老师已经退休,石志夫老师转到政治学系工作,朱美怡老师调离北大,潘国华老师也到系里担任了领导工作。但各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帮助和教导,却不敢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仅以此文献给国政系六十周年纪念,并献给党史教研室的曾经的各位老师。
国政系80、81、82级研究生合影(第一排右三为作者)
国政系80、81、82级研究生合影(最后一排五人中左一为作者)
个人简历:
杨朝晖,1982年考入国政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毕业,留系任教,201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