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net必赢官网是国关人的家，成家立业60载，风风雨雨，砥砺前行，能有今日之兴盛，好生不易。重历史是国人传统。了解先辈足迹，既鉴于今人，也警于后人。恰逢国政系60周年，要“国关老人”写点回忆，这是好事。

　　吾等忽而被称“国关老人”，差点儿没回过味儿来！年近八旬了，还不老，咋地！？掐指一算，可不，我虽算不上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代国关人，也算第一代的小尾巴。60年代国政系刚挂牌开业两年，便是一场政治风暴来袭，就停办了。1970年又重整旗鼓，招兵买马，才正式开始兴家创业。1973年，我成了这家的一员。

　　既然是“国关老人”，那就倚老卖老，跟后生们话话家常，唠唠咱家的往事儿，家长里短！

　　说起我们这代人，目前在校本科生要去你们爷爷奶奶那里了解。我们有一个名不副实的称呼，叫“知青”，顾名思义，不必解释。其实，这代人的绝大多数，没有受高等教育，有一多半没上过高中，还有一少半没上过初中，实际上是最无知识的一代人。

　　我进北大国政系之前，是老高二知青，曾在北京十七中读高中，1968年下乡到农村，已经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5年农民，时年26岁。在兵团所在单位进行民主评议，公推让我先走。当时北京来招生的人只带来了两个北京招生名额，一是北大国政系，二是北航发动机系。我喜欢文科，就报了北大国政系。招生人员煞有介事地在我耳边小声提醒：你要想好了，发动机系是“绝密”专业，国政系可是“机密”专业哟！好像我吃了多大亏，没理。入校后，得知，那是随便加的，唬人的。

（兵团战友欢送笔者上大学，第二排右三为笔者）

　　我们上大学名堂多了，现在的娃娃们都会莫名其妙。我们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不能称“大学生”，有别于旧大学的旧大学生，类似学习班的成员，或工人师傅的徒弟。似乎这样才能摆脱旧知识分子的酸臭味。只有当过工人、农民和士兵才能上，不是有教无类。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上大学学知识，而是三大任务：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好家伙，还没看清大学啥样，就要管，而且要改造！不光那么说，还真那么干。记得刚入校，就不断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在39楼楼道辩论国政专业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那时戴卓是系主任，此人一幅学究气，温文尔雅，据说是人民大学过来的。赵国栋是书记，延安来的职业革命家，捎带官腔，辨不出何方口音，讲话离不开本本。宁骚是教改组长，较年轻的教员。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工农兵，也敢上去侃侃而谈，要管，要改么！

　　我们身份地位堂而皇之，俨然就没有了所谓的师道尊严。与老师相称，直呼其名，或称老冯、老梁、老林、老鲁……老师们也心甘情愿，生怕怠慢了这批时代宠儿——工农兵。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这些久旱逢甘霖，求知若渴，只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度过青春岁月的年轻人，从心底里敬重这些饱读诗文，满腹经纶的大学老师，恨不得把他们的行为举止，言谈笑语都变成自己的知识。

　　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校劳动，黄宗良老师带领我们30个学员翻修39楼前的锅炉房。他是我第一个深入接触的国政系老师。典型的南方人，身材不高，但结实健壮，戴一副深度眼镜；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但普通话说得有板有眼，铿锵有力。我极爱听他念发言稿。那年头经常开批判会，每当他大会发言，我都洗耳恭听，像聆听一篇杂文朗诵，享受一顿文学盛宴。黄老师不但政论功底深厚，而且文采飞扬，文风犀利，情思并茂。他也不乏浪漫与豪放，时有诗词抒怀。他不附势趋炎，随波逐流，很有点正气凛然之感。这是真正文人的风骨。到了新时代，他还受邀给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是名副其实的国师级学者。入学教育结束，分了专业方向，他教的是共运，我到了民运方向，接触就少了。

　　那时的专业设置和教研室分工也会令现在国关人费解，时代使然。我们30个学生分成两个专业方向，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点是苏联东欧以及各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民族解放运动，重点研究亚非拉国家，后来正式改为国际政治专业。全系设三个教研室：共运教研室、民运教研室和反帝教研室。后者不言自明，啼笑皆非吧！

（后排右二为笔者）

　　三年毕业后，本人留在民运教研室，后来也改为国际政治教研室。为了留校，还有一点波折。鉴于当时知识分子处于“臭老九”的社会地位，不愿意留校当老师，先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沈仁道给我做工作，没通。系工宣队代表王师傅出马，上来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回答是，“是，就得服从党的分配。”我无话可言。谈话结束，我的命运也就定了。几十年后，想想，还真感谢王师傅，帮我选择了比较适合我的人生道路。

　　本教研室最初有鲁毅、李景荫、冯特君、林修坡、陈峰君、梁守德、宁骚、庄友桂、王杰、李湖。我是本教研室第一个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人大和外交学院恢复后，鲁毅和冯特君分别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学校。邱恩田研究生毕业后，也加入本教研室。这就是现在国际政治系的前身。

（早期的民运教研室。前排从左至右分别是王杰、庄友桂、马子富、宁骚、进修教师，后排从左至右是梁守德、笔者、李景荫、林修坡、陈峰君）

　　身为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的雷洁琼和她先生严景耀也一度在我们教研室。雷洁琼当时没有讲课，但是曾经参加过师生的几次学习讨论会。她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她的夫君严景耀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社会活动家，76net必赢官网国际政治系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严景耀在讨论会上基本沉默，一言不发。

　　留校后，当了“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的班主任。这个班可是卧虎藏龙，不乏高干子弟，最博人眼球的是黄克诚之子黄晴。后来这帮人中着实出了一批精英，如王缉思、赵全胜、李若谷（原名李援朝），这都是国关人耳熟能详的名流。

（同77级合影，前排左一为笔者，右一为李若谷，后排右一为王缉思、右七赵全胜）

　　“文革”后，一切都在拨乱反正，教学队伍也一样。学界涌动着鄙视工农兵学员的暗流。北大各系戴有工农兵学员帽子的教师陆续转岗，据说中文系是连锅端。国政系虽无此风，但本人倍感威胁逼近，于是急欲甩掉这个帽子。恰好1979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便毫不犹豫报考了在职研究生。那年允许有资格的在读本科生报考研究生，王缉思、赵全胜、李若谷获准报考，结果，我同他们的师生关系，顿时变成同学关系，搞笑吧！

　　读研期间，是我学业真正走入正规的开始。我是双导师制，一位是李景荫老师，一位是梁守德老师。李景荫60开外，陕西口音，讲话慢条斯理，是当时国内熟读马列经典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原在人民大学马列教研室，从事马列理论研究多年，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严谨治学的良好素养。后因人大关闭，并入北大国政系。梁守德老师，湖北武汉人，就读人大国际共运史专业，后获得研究生学历，是科班出身的国关人才。1963年来到北大政治系，并主持和参与了政治系变成国际政治系的过程。曾任民运教研室主任，后升任国政系主任和国关院第一任院长。梁老师马列主义理论基础雄厚，政治嗅觉敏锐，善于领会大政方针政策。他鼓励年轻人探索和创新，他自身也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探索不止。

（读研期间同学合影，从右至左是王缉思、赵全胜、笔者、李若谷、杨玉林）

　　我的硕士论文是《 论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这正好同两位导师的学术专长相对接。李老师熟悉马恩对殖民主义的揭露与批判，而梁老师精于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他到北大后就投身到民运史的研究。写作期间，不时到两位导师家里讨教，常待如家人，倍感亲切。那时我刚成家不久，梁老师还不时送我蔬菜水果之类。

　　读研期间，还得到王杰老师的不少关心和帮助。王杰，江苏人，可谓江浙才女，1960年入北大，是政治系恢复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据说在本科期间，就是众多男生的暗恋对象，不料物理系的于立德得手了，令暗恋者们大失所望。我见到她时，已经32岁，年过芳华，可依然姿色不减，她是美而不妖，妍而不炫那种；其性格更使男士垂青，温柔，恬静，谦和，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对他人，尤其对后生晚辈更散发出一种慈母般的爱。她年长我6岁，待我如弟，我也称她王姐。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一起，在蔚秀园同住一门洞，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两家只要有好吃的，必互送品尝。我的研究生论文打印在即，时间紧急，她亲自帮我抄写和整理草稿。那清秀俊朗的字迹，洋洋洒洒几十页稿纸，散发着才女特有的书卷气息，我至今记忆犹新，只可惜没有保留。我从教34年，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一次也没这样干过。

　　硕士学位拿到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了，但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依旧，就像五七年的右派一样，他们还是“摘帽右派”。一己之力不可能回天，只能靠自己的勤奋、业绩给自己正名了。我常常自嘲，我们是教育史上的怪胎，四不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研究生毕业，正式走上职业教学和研究道路，应该说，这一路走来，艰辛而坎坷。幸而，我所处的教研室前辈，同事，是我学习成长的榜样。除了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师，我最欣赏的老师还有陈峰君。

　　陈峰君，辽宁鞍山人，同梁守德是人大同窗，又同时分配到北大国政系，又同在一个教研室。陈老师是我国印度学奠基人之一。他曾给我们讲过印度专题，通过他的介绍，还请来北大学贯中西的大家季羡林先生给我们上课。季羡林，山东人，瘦高，但不憔悴，毛发稀疏，始终穿一身发旧的中山装，一双普通黑布鞋，他和经济学家陈岱孙装束几乎毫无二致，开始时在校园里，时常把他俩弄混。季先生讲话声音不高，慢条斯理，娓娓道来。他一直站着讲课，没有讲稿，讲解复杂的印度社会、宗教、文化。听得我们很入迷。

　　陈老师是我在北大结识过的最具特点最有个性的老一代学者。他天生乐观，性情开朗，且活跃而风趣，即使在学生面前也毫不顾忌师道尊严。教研室活动，有他在就不会冷场，而且欢乐不断，笑声连连。有一次师生春节联欢，他照例上场，这次是表演魔术。他一露面，大家就笑声不止，有点像赵本山出场。他说，我的魔术名字叫“露一手”。接着抓起一张报纸，双手举起，让大家看正反两面啥也没有。然后一手持报，另一只手猛地刺穿报纸，露出一只手来。“怎么样！露一手！”博得大家哄堂大笑。

　　他上课，追求语言生动幽默，上他的课学生不会走神睡觉，常常是妙语连珠，笑声不断。他常说，如果课堂没有笑声那就是失败。正因为他的课如此叫座儿，他开的全校性选修课《亚太概论》一直上到80岁开外。我有时琢磨，他的幽默感哪来的呢？后来恍然大悟，他来自辽宁，幽默文化大省。

　　他另一点更令我钦佩，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勇于学习新事物，新知识，新技能。他年长我11岁，将近一轮。我刚留校不久，就发现他在跟他的印度研究生学英文，那时他已50出头了。手提电脑出来了，他很快学会用电脑写文章，发邮件，做PPT，他要比同龄人早至少5年，甚至10年。后来智能手机也玩得倍儿遛。近70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去驾校学车。我俩常同去同归。驾校教练，多缺乏教养，尤其对老人学车极不耐烦，不乏爆出粗口。一次那个教练背着他对我说，“老头子了，学什么车呀！”陈老师忍辱负重，照学不误。可到了驾考的时候，出了状况，一上车，血压就升高。老伴得知后勒令他停止学车，保命要紧。不会开车成了陈老师终生遗憾。

　　陈老师极其注意锻炼养生，自打我认识他，其身材几乎没变，基本每天游泳。这得益于师母也为北大员工，而且主管北大游泳池，这让他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今，88大寿，依然健硕。

　　林修坡，也是民运教研室老人，身材高大，四方大脸，嘴大而唇厚，福建人，普通话带有明显南方口音，也是人民大学共运史专业出身。他到民运教研室主攻非洲研究方向，是我国老一代非洲研究专家。他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在无电脑时代，全靠资料卡片，他收集整理的卡片成箱成柜。

　　李湖是我们教研室较年轻的老师，只比我大一岁，因为她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而我则是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一两年之差，学业就差了7年。她入北大国政系后，英语课老师是西语系的孟继有。孟老师发现李湖是个聪明好学，性格开朗的女孩儿，很是可爱，日久生情，接下来就演出了师生恋那一幕。后来李湖留校任教，他们结婚成家，孟老师成了我们国政系的女婿。我进校后，又是孟老师教我们英语，只比我大一岁的李湖就成了我的师母。当了师母，我们作为孟老师的学生就不客气了，四个大小伙子就到他们家蹭饭。我们都是下乡的知青，肚子里没点儿油水，饭量惊人。我们要求吃炸酱面。李湖买了5斤切面，弄了半锅炸酱。她边煮我们边吃，第一碗吃完，第二锅还没熟。吃货们吃完第三锅又等第四锅。我们整整吃了五锅，每人吃了五碗。四个人5斤面居然干光了。孟老师两口第一次领教了这四匹乡下来的饿狼。

　　李湖老师学术定位是中东。她曾在纽约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守着英语老师，故英语不错。她是较早出去进修的国政年轻教员。回来后如虎添翼，在国内中东学界小有名气。可惜后来不幸患病，英年早逝。我在追悼会上宣读了我代表教研室写的悼词，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满怀深情地表达了对她的悼念。孟老师还收藏了那篇悼文。

　　本科期间给我上过课的还有许多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其中之一是李良多，李老师50开外，个子不高，略显清瘦，身上没有多余的肉，精干而充满活力。给我们上帝国主义史。备课认真，内容烂熟于胸，说话铿锵有力，口才极好，没有废话，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一堂课下来，无需整理，便可以成为一篇文章。

　　李老师关心爱护学生。1974年寒假，李良多老师将未回家的工农兵学员召集到他自己家一起吃年夜饭，让远离家的乡学子倍感温暖。他也是人大来的，后回了人大。

　　当李寒梅在国关留校任教，才知道，她是李老师之女。她担任国关党委书记较长时间，为国关建设做出了贡献。正可谓父女两代国关情。

　　说完老师，回过头来唠唠我们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我很同意潘维老师的论断——“国际政治不国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论断一点不假。这源于多方面障碍，一是语言关；二是信息闭塞；三是与外界隔绝。

　　先说语言关。不会说洋文，谈何国际。据我所知，20世纪70年代初，能用英文与洋人沟通的恐怕只有民国培养的赵宝煦，新加坡回来的归侨梁根成，王炳元老师大概也行。后来有人恶补英文，也只限于一定程度的阅读。

　　自从分了专业方向，全系开了三门外语：俄语、法语和英语。我选英语，是西语系的孟继有老师教我们。26岁了，才从A、B、C、学起。要知道20世纪50—60年代，95%的中学只开俄语。我学了初高中5年俄语，扔了。自知将来这一行离不开英语，就日夜拼命。学外语还不敢光明正大，得偷偷摸摸，那时“文革”极左政治气氛仍很浓厚，弄不好，给你扣上个“白专道路”帽子。于是，只好天不亮就拿着单词本到未名湖旁的小树林背单词，周末跑到俄文楼的教室在黑板上默写单词。后来，北京广播电台开了英语讲座，我的一位同学在39楼水房，一边洗衣服，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英语讲座，不料被工宣队师傅发现，在会上受到不点名批评。

　　我们的英语课只持续一年，只是学完了基本语法和简单生活会话，就停了。以后就是自学哑巴英语。后来，美国著名学者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来访，他提到一个人名，问我“Do you know him?”我懵了半天，不知所云。

　　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要开展对外交流，特别是要提升我们年轻教员的英语水平，开始大量外派。我有幸入选，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进修一年。行前参加由美国教会设在北大的为期四个月的英语培训班。在那个班上，我正式张口说英文。时年40岁整。到了美国啥都听不懂，心急如焚。自己逼自己，进教堂交朋友，请牧师辅导我学Bible，参加聚会,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英语上。自学起家，学了大半辈子英文，仍是半吊子，一锅夹生饭。好在，有一定阅读能力，这才勉强支撑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

　　信息闭塞是学术研究大敌。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国际关系研究一片空白，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应景之作，或现行政策注脚。这就是当时学界的政治生态。研究，备课的资料来源基本上就是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参考消息》（当时还没有公开发行），顶多还有《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本来《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信息来源是全世界公开的外文报刊，可是翻译成中文，就成了机密或绝密。当时国政系有一份《参考资料》只准老师做研究阅览，只能在阅览室浏览，阅后要交还管理老师朴惠淑，她会立即用锁将柜子锁好。

　　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急于出书，提职称，为收集资料不得不到国图借书。那时国政系有一个国图公共借书证，每次借10本。当借英文图书时，遇到尴尬。我查了10本英文书单，结果回答说，英文图书必须有单位证明。证明什么？要写明你是局级以上干部。顿时傻了眼！令我啼笑皆非，扫兴而归。北大有几个局级干部？局级干部又有几个通英语？无语。

　　这样的学术环境，难免我们的大学教育丑态百出，贻笑大方。一次听经济系老师讲课，说不要相信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他们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空气污染就很严重，走在东京街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氧气筒，走一会儿，赶紧对着筒吸几口。我们信以为真。当时还请了美国回来的华侨对我们进行爱国教育，说美国嬉皮士青年留长发，是因为他们贫困潦倒，没有钱去理发。同样信以为真。

　　没有机会和渠道同外界接触，谈何国际。北大偶尔有外国代表团来访。自然国政系师生最有资格参与接待和交流。我参加过多次。每每参加此种活动，我们都要事先准备，设想对方会提何问题，我们如何统一口径，像演戏一样，这哪里是交流，是智斗！

　　国际政治如何国际，不是没动过脑筋。那时讲究开门办学，既然是国际政治，那开门办学就应该到涉外单位。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远洋局下属的远洋公司，他们来往世界各地，当然对外界的信息了解较多。这里要纠正一下潘维的说法，说到远洋船上目的是让工农兵学员了解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红种人有何区别。这就有点调侃了。我是亲历者，这里稍作交代以正视听。我们专业的学生在梁守德老师的带领下，去了停泊在青岛港的青湖号远洋轮上，在那里大概一周，一方面请海员们介绍他们的经历和见闻；另一方面，我们给他们讲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何等可怜，转弯抹角死乞白赖，终于挂上点国际。

（在梁守德老师的带领下在青岛远洋轮青湖号上开门办学，后排右一为笔者）

　　更为可笑的是，另外一个涉外单位是使馆区清洁队。直接和使馆挂上了，够国际了吧！这也是潘维提到的，确有其事，我也是参与者之一。这个保洁单位在北京市非常著名，该单位“文革”前有一位领导是全国著名劳模，叫时传祥，掏大粪工人出身。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其握手的大照片，显赫一时。当我们去这个单位实习时，领导这个单位的正是时传祥的儿子，时正利。我们在那里主要是参加劳动锻炼，我们每天要和那些发臭的垃圾打交道，分类装运。顺便也向我们展示资本主义的腐朽，比如他们曾向我们展示过他们保存的国外的裸体画报。

　　再说说我们那时学术研究的物质条件。我写毕业论文时，没有独立的一套住房，同别人合住一套，人家住15平方米的主卧室，我们住9平方米的客房，合用厨房和卫生间。床前只能放一张小桌子。坐在床上，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写论文。后来，换了一间一套。我就在厨房的水池上放一块三合板当桌子。我听说，宁骚老师在壁橱里做研究，你能想象吗？

　　上述各点，就是我们国际政治不国际的悲催之处。这样说，倒不是全盘否定，那时的教学方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真正废除了灌输式和填鸭式，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那时，最大的有利条件是学生少，师生比例基本上是1：1。从国政专业毕业照就可发现，11位老师，10个学生。专业课基本不去教室，就在39楼的学生宿舍。学习内容以读马列原著为主。按照老师的布置，事先自学，之后全班讨论，每人谈自己的理解。老师一般最后谈他自己的看法，真的是互教互学。我是国政专业班长，每次由我来主持，主要是一讨论，比如，学习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习印度问题，就读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当学生发言完毕，就请老师谈自己看法和总结，我会说，请老李（景荫）谈谈他的看法。这种教学方法，我至今记忆犹新，受益匪浅，确实锻炼学生的理解和思维能力。当然，这种教学法首要条件的学生少，只有在我们那个时代才有可能。总的来说，那时的大学教育是弊远大于利。

　　我们这辈和我老师那辈，就是这样过来的，跌跌撞撞，磕磕碰碰，经历了酸甜苦辣，人生百味，今天看来，抑或损失，抑或不幸，但对今天的国关娃娃们，都是财富。

　　年轻的新一代国关人，你们是幸运儿，这是你们这代人的骄傲。听听我们北大国关的家史，听听老国关人的故事，或许能让你们汲取力量，珍惜当下，创新未来。有道是，家丑不外扬，或许有道理，但家史不避后人，以为戒。

个人简介：

　　张锡镇，76net必赢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退休）。自2010年以来，受聘于泰国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任中国研究专业教授，讲授中国政治、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国、中泰关系等。主要著作有：《当代东南亚政治》《东南亚政府与政治》《西哈努克家族》（政治传记）《泰国民主政治论》（合著）《当代泰国政治》（合著）《湄南河畔》（散文集）《曼谷秋韵》（散文集）等。2015年参加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现任作协理事。

（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