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学时代可以重来，我将会怎样读书？

                                             ——关于读书学习的十条忠告

同学们：

        你们从标题可以看出，我很羡慕你们。我谈的主要是自己的教训，是杂谈。

        对在校学生来说，学习的中心是“读书”，上学叫做“读书”，当教员叫做“教书”，可知。但“学习”是个广义的“读书”。它包括研究，搞明白事情（读懂特朗普，读懂普京，读懂安倍）；不仅“读书”，还要“走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不仅“学”，还要“做”，做事做人，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的理念。不管“读书”也好，“学习”也好，目标是四个字：明理、“知道”。故宫有雍正写的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冯友兰先生对“道”的解释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说的是《易传》讲的道）中国传统哲学用得较多的一个概念——“天道”。“天”大得无边，“天外有天”泛指宇宙、社会……“道”也不妨叫规律、规则、道理等等。何谓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也。

        叫我谈读书，我实在心虚、汗颜。要讲一生的教训，就是书读的太少，“路”也走的太少。北大有的是学富五车的人，我们院也真有不少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我们这种不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到了黄金年代，又逢“十年内乱”。像水稻到了吐穗扬花、灌浆的时节遇到一场疾风骤雨，到收成时就有些像瘪谷。颗粒饱满的稻穗总是谦恭地低垂着，瘪谷则“趾高气扬”。

        真是这样，在北大叫我说“读书”，这是第四次。头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图书馆找了几个人列出五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贴在进馆的大厅里。我列的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唐诗三百首》；《列宁选集》；《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忠”和“智”，关云长的“信”和“义”是我少年时代十分崇敬的）。还有苏联的罗·亚·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这是一部批评斯大林体制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作。苏联解体时作者是俄国劳动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我们同他有过两次学术交流，到过他家。此书对我们认识苏联模式有重要影响。差不多同时期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苏共野史》我就不大赞成，不能那样去评价列宁及其主义。

        第二次是“北大新青年”网站记者要我谈网络时代如何阅读的问题。我当时应急想出24个字：强基础、重素养、抓关键、选典型、勤进补、联实际、“不吃辣”、“少吃甜”。说的也是个人很肤浅的心得体会。

        抓关键，我是主张涉及专业的要精选精读。“课外”的也要有所选择。金庸、王朔曾经十分走红的书，不看点不行，但我就挑一两部，没有精力去听他们讲故事。

        素养和进补问题是讲不要偏食，营养要全一些。有十来个报刊杂志是我30多年来一直订阅的。《读者》应当是雅俗共赏的好读物，“雅人”也不要瞧不起它，其中有“红薯”也有“人参”，有“面糊糊”也有“燕窝”，常有人文和社科各科的精品美文。“进补”是心理的滋养问题，读诗词赏字画，听听音乐是不该少的日常生活。中国古诗词中那些精美绝伦的名篇我们能百读不厌。“扬州八怪”，也怪也不怪，为何“怪”出扬州？书法国画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岁寒三友”，“四君子”养成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气度，其对中国古今社会进步、发展起着难以言说的积极作用。美色可餐，美声可饮。中国民乐能不能同西方音乐媲美呢？情绪消沉时听《十面埋伏》、《赛龙夺锦》，心态浮躁时听《汉宫秋月》、《春江花月夜》。甚至听听《昭君怨》、《苏武牧羊》，想想在非洲一些艰苦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者也是意味深长的。

        联实际：一定要把重要的理论观点放到自己了解的实际中真正搞明白。不吃辣：极端的思想——就是重庆麻辣烫，容易使人吃上瘾，一点不接触不可能，要力戒上瘾。少吃甜是指要拒绝诱惑。今日的社会，对人诱惑的东西太多了。拒绝诱惑的能力和成才几乎是成正比的。

        第三次谈读书是在院里一次午餐会上说的。内容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自用其才”。“自用其才”是苏轼在《贾谊论》一文中提出来的一个命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如何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下面是对着我们国际政治专业的新生谈的十条忠告。说“忠告”有些咄咄逼人，居高临下，不如说是“建议”。上面已经说了，是讲自己的教训。后生可畏，岂敢“教训”。

1、不要游戏人生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稿，有发言权的人士说，北大的四成新生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真是令人吃惊。我想，部长，校长不至于对此无动于衷。这是对我们的教育十分严厉的批判。问题是什么？可能还是“培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应试教育这条线摆脱不了，整个氛围就是要孩子去做“人上人”，从幼儿园就开始。中国青少年真苦呀！好容易进了大学，可以松一口气了。文科又好“混”。30年前电视台上老唱的“何不游戏人生”的歌在现在一些大学生心中响了起来。这是让人十分痛心的事。无可奈何恐怕是大多数教育者的心态。

        近来我在杭州、西安、兰州一直爱说两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伟大时代。不是说“乱世出英雄”吗？整个人类社会、时代真的在“转型”，“转型”不能不“乱”。方方面面都呼唤着能人，中国没有例外。第二句话是：我们的事业是可以也应该以身相许的伟大崇高的事业。这话很“高大上”，人们不以为然是可以理解的。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最核心的理念“公平正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它实实在在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的追求。这还不崇高吗？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太多太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怎么结合？社会主义怎么体现？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这几个月来，《参考消息》连篇累牍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这种陷阱吗？真让人担心这是国外一些人给中国人挖的“理论的陷阱”，怪吓唬人的。“一带一路”，六七十个国家，从一般了解，到纵深进去，从其历史，到各国的基本国情，到其国际环境，周边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关系，多么丰富多彩的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眼前世界最让人困惑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生活？民粹主义是什么？为什么如此“横扫欧美”？太多太多问题等待大家去学习，去回答。游戏人生，眼下愉快，回过头来就悔之晚矣。大家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来的，千万千万不要忘了那些想进来却进不来的同龄人呀！

2、“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这是二十几年前我在珠海看一个展览时看到的珠海改革家梁广大说的一句话。说得好，让人久久难忘。这对于有志于一辈子做学问的人来说也很有用。朝着大目标做下去，咬住青山不放松，必有所获。你是准备上山打虎，还是下海屠龙？目标有了就应该心无旁骛，不受各种小得小失干扰。如果赶时髦，凑热闹，朝秦暮楚，狗熊掰棒子，到头来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深，难成大器。当然，确定你的专业方向，专攻重点，必须在导师指导下，摸清相关的学术动态。主攻方向改变是常有的事，只是说要有定力、定向，要有恒心。

        下边3、4、5，讲三对关系，外交与内政，专精与广博，读书与走路。

3、外交与内政

        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不能不了解中国内政。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宦乡和钱俊瑞都强调过，搞国际问题不懂中国国内的事不行。现在这个观点更有现实意义。中共把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作为重要的方针。这是从事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必须领会的。

        有一种现象是值得高校领导人和教师高度关注的。听说有一所著名的大学中，研究生、博士生能说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发展的五大理念，即创新、开放、协调、绿色、共享的很少。由此来看，能够明白其意义的就更少了。如果学政治不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学法律不了解四中全会的决定，学社会经济不了解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对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一大问题。这不能怪学生，人们普遍觉得那不外是一些“时政”问题，而“时政”问题不就是一些方针政策、政治口号，有什么专业性、学术性呢？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可以不夸张地说，（起码是）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每一次中共中央的决定，都包含着中外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理论发展，其中每一部分都可以出一部大书，每个问题，甚至其中的一句话、一个概念都应该写成一篇文章，也许因为我懂得少才有这种感觉吧。但我确实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诸位作为中国精英阶层中的精英（理应如此定位，这是用来强调大家的历史责任），理应倍加关注。

        不仅对中国当今的理念、路线、政策必须搞清楚，从事外事科研和实际工作，还必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否则会碰到一些尴尬的事。因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都说不明白怎么行？中国周边的有的国家政要，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就看过好几遍。在座有人读过吗？

4、专与博

        对本科生来说，主要还是基础的问题。研究生、博士生自然就要不同程度的“专”。处理好这对关系就十分重要。就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说，“专与博”普遍都不太理想。专与博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越是要专，就越要求博。三层的楼房和百八十层的高楼，地基的宽度和深度不可能是一样的。专得深必然是地基牢靠，豆腐渣工程不行。乒乓球冠军马龙，丁宁这些人，削、扣、抽的武艺不过硬就不能站到那个领奖台上。当然每个人都有能“制敌于死地”的“杀手锏”。

        就基础而言，我认为关键环节是要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方法论。这一辈子读过一大堆教科书，我读的最为用心，而且反复学习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批》，毛泽东的《两论》。他说，毛选四卷是用血写成的。可见其分量之重。哲学之所以太重要，是因为它总结、高度抽象了千百年来人们认识世界（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不学哲学，就不能更好认识世界，一切从头来，这多麻烦。学了，观察事物就会快一些、准一些、深一些。当然，哲学也是随着由科学带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它也不是我们到处用以套用的教条。它的生命力在实践之中。说得绝对一点，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搞什么学科，都用得上。徐寅生、郎平这些著名运动员、教练员，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他们的很多哲学思想也不是书本上搬来的。

        学哲学也要抓住一些关键词。比如“平衡”。不平衡是世间万物的客观实际，是绝对的。人们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是做“平衡”的工作。赵宝煦先生说，政治就是摆平的艺术。政务工作、经济工作者还有医生，成天不都是在做“平衡”的工作吗？当然，革命，改革就是要打破旧的平衡，追求合乎自己的利益的新的“平衡”。现在，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是在追求自己的需要的“平衡”。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和”都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瑰宝。

5读有字的书和“无字的书”

        这里强调的是“无字的书”。两耳要闻窗外事，常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结合起来，才有实实在在的知识。有字书、无字书两者都包含着理性和感性的东西，各有侧重罢了。“经历”不是时间和金钱可以换来的。中外很多著作家在谈及其经验时，用得很多的一个词就是“观察”，不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深入思考，学问、思想观点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各行各业均有“识字”不多，但是很有学问的优秀人物。李瑞环同志的学历不高，你看他谈哲学的书，不仅有学问，而且说得很透彻。陈永贵读过什么书？他在北大作报告，我坐在前排听，太佩服他了。没有什么稿子，口若悬河，通俗而深刻，没一句废话，你不想听下去也不行。当然，叫他当副总理也真为难他。其实他也不想干。

        我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其实连说话也没学好，这里不是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普通”，而是说不会说“好听”的。老百姓常说，“有话好好说”，有人吵架，就劝其“都少说两句”。以前我对这些话不以为然，这些年才懂得这真是大学问。

        处处留心皆学问，这些年来才明白一点，自觉一点。在家看孙女，我带着的“课题”是“人之初”。这里的学问太大了。要不，千百年来成了“永恒”、至今没有定论的问题。社会主义怎么搞好，离开对人性的透彻理解是不行的。看电视上的“艺术人生”，一些明星做派我也不怎么喜欢，但其中不少人曾有某些经历也让我从中汲取到不少营养。

        人的气质、素养不是仅靠读书读成的，靠平时在社会生活中，在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的处理人际关系中磨练出来。人最重要的是，生命和尊严。平等待人，成了一辈子修养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课题。地位再高、学问再大，你媚上傲下，就算不上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你对“底层”的保安、保洁、保姆、各种民工，从内心尊重了吗？看不顺眼，一个歧视人的眼神就暴露出你“素质不高”、“没教养”，有时搞不好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平时挤公交，上菜市场，认真观察社会的各种人，多姿多彩，慢慢了解和理解，不也是我的专业——社会主义的内涵吗？做社会主义的学问，做社会主义的“官”，这甚至可以说是“第一要务”！

        大到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是在社会实际中给我刻骨铭心的真知识。多次在农村搞“四清”，使我明白什么是政治。穷得过年吃不上一顿带肉的饺子的老实巴交的老贫农，神情严肃地教训自己的孩子，“不要乱说话，说错了就不得了”。那些“成分高”的农民，就更不用说什么政治心理了。于是，我认定前三十年的问题，首先是“左”的政治的问题。

        苏联“819”事件爆发时候，我在莫大进修。19日到装甲车包围的克里姆林宫去看，士兵把玫瑰花插在枪口上。他们随意答应我这个外国人进包围圈里溜跶察看。20日下小雨，士兵无雨衣，就跑到屋檐下避雨，伸手向我要支烟抽。这就是“戒严部队”的状况。苏联解体时，我于是明白这个貌似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一朝溃散。下面不能这样说下去了，太啰嗦，就列列题目吧。

6、心术要正，要“又红又专”。

        “红”最重要的是爱国。心术不正，学术不端，剽窃抄袭，投机取巧，一失足成终身遗憾。学术界中有一些人，学术不行，权术不少。惦着的是“受赏识”，往上走，结局是根基不牢，行之不远；即使频频得手，平步青云，最后在学术圈里也成为了人人嘲笑的、郭沫若所痛斥的“文痞”。

7、勤问多思，有问题意识。

        立足于现实，有动力，有追求，有问题，才“有话说”。遇到大问题、热点问题，不必“抢话筒”，匆忙表态。

8、初生牛犊要识虎。

        不要迷信权威，也不要贸然上“景阳冈”。尊重实践，尊重在实际中干事的人，设身处地地想“你来干，怎么样？”

9、让你当学生的什么干部就好好干，为大家服务，也增长才干，但不要用不正当手段争名夺利。

10、不要急于求成，追求高精尖，厚积薄发。

        北大曾有过拒绝平庸、提倡精品的学术导向，不过坚持下去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