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煦先生

　　今年是赵宝煦先生百年诞辰。当此一夕数惊的岁末，动了写这篇小文的念头。先生的音容笑貌、与先生的种种过往受教，立刻如流水般一阵阵涌入脑海。这些呈碎片状的回忆，远不足以描画先生的全部，更谈不上总结概括他的道德文章，但又色彩斑斓，构成了我对赵先生的私人纪念。

　　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国政系1980级的新生入学典礼上。先生上身着一件彼时知识分子标配的浅灰色短袖衬衣，满面笑容地主持仪式。虽然身为系主任，他却把主角让给了自己请来的一位据说深度与闻中美关系密勿的官员型学者。两个人一位京腔京韵谦和低调，一位英汉杂出，口若悬河旁如无人，大谈与万斯、伍德科克等晚宴的秘闻。两种迥异的风格，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甚深的印象。 本科阶段，赵先生并未给我们上过课。之后我游荡国外，1992年回本系任教后才与先生有了直接接触。虽然按时下规矩，似乎没有拜在门下读硕士博士就不算正牌弟子，但蒙先生不弃，我始终混迹于师门聚会，并在各种场合从先生游，听他老人家聊天讲古。虽然他是我老师的老师，但总是对我温勉有加，而我也可以在他面前没大没小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 我曾经多次和赵先生开玩笑，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和庸俗进化论者，因为他在总结层出不穷的经验教训后，把希望更多寄托在了年轻人身上，认为当我们这届人走上舞台后，社会的发展自然会一片坦途。而我则悲观地服膺法国哲人阿兰，觉得人类的本性及弱点从未改变过，能不像九斤老太口中的一代不如一代已属万幸。这个话头几次提起，说明我俩谁也没能说服谁。但我确实经常在我以及我不能代表的我们这代教员与赵先生那辈学人之间做比较。能够确定的结论是：从总体看，我们第一不如他们基础扎实，第二不如他们好玩儿。第一点很好理解。除个别天骄外，我们的文史功底普遍不好，乃至于连小学的训练也令人伤心。这对文科的学者尤为致命：虽然在某些领域内经自己的努力已经可称专家，但总好像如内务府般底蕴不足，难以更上层楼。而第二点，是说我们太过“锐意进取”而少有闲情逸致、雅事趣闻。现下人们经常怀念老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但令人倾心的究竟是大师们有时可商的学说还是王国维、辜鸿铭、吴宓、刘文典……等先生如《世说》中人的放诞飘逸特立独行？至少在我这样的惫懒之辈看来，我们的重大缺憾，未必只在于才疏学浅，而更是没有可以流传的轶事佳话、是无趣。我对老一代的向往，也更多的是他们的故事，以及故事所反映的环境与人。

赵宝煦陈司寇夫妇1996年合影

　　而赵先生就是我认识的故事最多的前辈长者。先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复兴的先驱之一，并最早向西方同行介绍分析中国政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学八老”中自是绝对的佼佼者。他在1982年主编的《政治学概论》，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是国内诸多相关教材的蓝本。但在我这个学生和后辈的心目中，他的第一形象并非高不可及的学界巨擘，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快乐洒脱、鹤发童颜的北京老头儿。记得还在本科时，高年级的同学就在编排臧否政治学界的诸位大佬。当时正值金庸热，所以武林中各位大侠都成了比附的对象。赵先生一致被大家称为老顽童周伯通：武功奇高而又不大在意所谓规矩。这种说法看似大不敬，实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他老人家的高度认同：在国政系，好像老师学生都可以私下或公开称他为宝煦，这不是无礼而是亲切和爱戴。

　　赵先生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受到过正规的西式政治学训练。又由于解放前便已加入地下党，所以应该算是难得的红色教授，并在40岁前后便出任政治系和国政系主任。但我觉得，他在本色上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旧学基础扎实、精于音韵训诂、诗词歌赋奄通、能书善画，还要加上一肚子的历史掌故和文坛八卦。他喜欢听京戏，80岁之后仍会与殷叙彝、张世鹏等同辈后进去听晚场。他雅好美酒及以北京菜为主的土得掉渣的美食，浑然不顾高糖高盐高油而绝无血压血糖血脂的烦扰……在与先生或庄或谑的闲聊中，我感到他心底的自许排序颇不似时俗认知，应该依次是画画、写字、政治学，正好比白石老人，认为自己真出彩的先是治印而非绘画。我曾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1957年时没被打成右派，他说其实侥幸。是年春天他被派到门头沟农村去带队参加什么工作队，到秋天大局已定时才回来。农民中没有号召大鸣大放，工作队内部也没有主动加戏，而他则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画速写上，故此躲过一劫。这些画稿和当年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的作品一道，被精心保存至今。那些必要不必要的运动，于他来讲未尝不是某种采风。2003年秋，必赢官网大楼竣工后，赵先生痛感我们的接待室格调低下，于是手绘大幅彩色孔子行教图以为供奉。画中夫子的长发凡几百根，根根清晰不乱一笔写成，飘洒如当风吴带。我说您以八十高龄，手不抖而笔力尤为雄健，可以比得上文衡山。先生明知我是有意奉承而开怀大笑，这多少说明了他的自得。赵先生善书，其行书尤其明媚端庄，出入于欧赵之间，与好友吴小如先生一时瑜亮。但在我这个外行眼里，他随手写就的一些尺牍批注甚至更为浑厚自然。现下的艺林名士如徐冰、白谦慎等，都曾在年轻时得到过先生的揄扬支持，并感念至今。由于自己的怪癖，我一直没有向先生求过字，现在想来实为不可挽回的遗憾。只是在2010年学院的咖啡厅开张前，我请他务必赐下墨宝以为增色。先生写了李白应时应景的《将进酒》，并坚持自己去荣宝斋装裱，生怕我们随便找个机裱的路边摊给弄坏了。现在这幅巨作仍挂在咖啡厅西墙的正中，恰如先生带着宽容的微笑看着后辈们的胡闹。

　　赵先生年轻时也如他们那一代人，喜欢新诗。他的准自传《途程》里选了几首，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到其中的抱负与才气。但他旧体诗词的底子极好，腹笥甚宽，对音韵有近似执着的讲求。进入中年之后，至少据我所知，他没有再写新诗，而是重新拾起了童子功。《四十初度》中一句“潘岳鬓先秋”，道尽时事人生，意境直追魏晋。

赵宝煦绘《孔子行教图》

　　琐事昭示着性格，细节反映了大局。赵先生的故事在大戏中更加当行出色，更在学生中口耳相传。他一生多经风雨翻覆，各种口号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在激流之中，先生一直牢守一条底线：宁可不追求无常且无聊的进取也绝不整人，并尽一切努力保护同事，尤其是年轻学生。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在这方面受到过先生的恩惠。即使当他已不再执掌系政之后，仍会不分亲疏地为身处困境的年轻人四处疏通请托，奔走呼号，或设家宴对他们劝解开导。有几次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发现一旦他郑重其事地称呼对方为某某同志时，基本就是在为哪位后辈求情。进入晚年之后，先生对小平同志“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述更加认同，并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为改革开放路线大声疾呼。此时的他，经常一改笑嘻嘻的常貌而声色俱厉，甚至完全不顾及座中某些人的尴尬。某年某出版社周年庆典，社长致辞时自豪地说我们社几十年没出过一本坏书。赵先生直接插话问，那你们出过什么好书吗？社长恨不得用脚趾头抠出一套两居室，而我们这些晚辈则发出一片不怀好意的哄笑。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想不通赵先生这样一个有趣、有故事的名士派文人怎么就在政治系、国际政治系当了官；怎么当了官而没有染上官气；又怎么在狂飙时代中全须全尾地混了过来。也许这是一个更大、更有趣的故事，有待师长同门们讲给我听。

　　赵先生与何兆武先生私交甚深。何先生的《上学记》出版后，我们都劝赵先生在《途程》外另写一本与之争雄。他总是推脱，主要借口是还有好多文债要还，没时间想这件事。后来在徐湘林教授和其他学生的一再坚持下，赵先生终于同意用口述的方式向青年学者吴子桐讲自己的故事。子桐笔下生花，很快就将录音整理成文并做了必要注疏。但赵先生的口述时断时续，并未完成，所以稿子也没有得到赵先生的最后审读。我看到的部分，基本是他从儿时一直到西南联大的经历。他对时间、人物、事件以及场景、对话、诗词的记忆是如此准确清晰，令人望尘莫及。不知这部书能否出版，何时出版。

　　怀念赵先生，怀念赵先生的故事，怀念这些故事背后的精神。

　　作者：许振洲